许纪霖:解决高考问题需要一个关于正义的大理论

  ·  2018-07-02

来源:2017年《雄安新区与津京冀协同发展论文集》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我认为在人才选拔方面有两个事件改变了历史。一个是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一个就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1905年科举的废除,产生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是长期的动乱。1977年恢复高考是倒过来的,邓小平通过恢复高考,使天下精英重归这种体制,使中国由乱到治,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期。这非常重要,中国之所以从78年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时间的比较稳定,和高考制度有很大关系。

在当时,高考不仅有稳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解放。当年,要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动力,当时叫生产力,那什么是最大的生产力?知识当然是最大的生产力。所以高考制度以知识取人,不再以出身取人,不再以革命的立场取人,这是获得最大的后备,现代化发展的生产力。所以高考恢复的前半期,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比较高的程度,我们会发现高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改革开放一开始初级阶段,主要是现代化的发展,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这个知识主要依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了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的发展,需要的是创新,不再是量的堆积,自然就需要大量的创新型的人才,以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高考制度和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错位。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是应试教育。就拿高考题来说,现在的高考题,说实在话,越来越死,用我们的话就是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你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这样一个应试化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什么样的?用我们做老师的话来说,只不过是检阅一个学生有没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因为这些都是客观题,考的是你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能力。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是知识的创造力,但这不是我们的高考,乃至中考,或者各种考试所鼓励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大学生进入大学,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消磁,对学生在中学里学到的一些已经被曲解的知识,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法进行消磁,让他们从应试头脑转变为创造力、有发散性思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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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上上下下从教育部到家长到老师,都在批评今天的应试教育,都说要提倡素质教育。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考法是不合理的,没有人说它好,包括教育部的领导都提倡素质教育,但是这股应试教育的势头刹不住,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人都觉得荒谬的制度,还能够延续下去?如果人人都觉得荒谬,大家都同意改,为什么还能够延续?这是一个让人非常费解的问题。

我们要看到高考制度的另外一面,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是一个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通过高考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给底层、内地和农村的年轻人一个希望,“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中国社会这些年发展很快,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社会平等的问题。现在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同时也是一个孩子受教育的差距。在这样的一种差距越拉越大的情况下,这个社会处于一个断裂的状况。断裂社会很可怕,因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就认命了,但是他们认为孩子不能认命,假如孩子是一个读书的料,总是希望能够通过培养让他改变命运,乃至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有一个制度,能够保障社会底层的聪明人、精英,有可能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往上流动,改变命运。今天中国的高考在社会断裂的情况下也起到这个作用,给人希望,特别是给贫困家庭的子女这样往上流动的希望。社会只要还有一种精英往上流动的可能性,这个社会哪怕再腐败、再不合理,它依然可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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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美国的和香港的招生制度,一拿到中国,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国科大试行过不是通过高考而是让名牌中学的校长直接推荐的招生办法,结果试下来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不好?很多中学把一般的人推荐出来,他觉得最好的人要考清华、北大,或者他自身也有能力通过高考考进你科大,倒是把那些有可能考不进但又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试行了几年,科大不敢试了,因为中学校长们普遍地缺乏信用。而在国外信用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哈佛大学,每年都会有相当一批学生是推荐上来的,让各个名校的中学校长们来推荐。这个推荐中学校长是不敢打马虎、玩花样,一旦哈佛发现你学生连续几年平平的话,马上取消你被推荐的资格,你这个学校的名誉就坏了。

在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名誉高于一切。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恰恰名誉是最不被看重的。一个没有信用、一个不讲名誉的社会是无法自律的,是无法实行美国、香港那样的招生制度的,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面子社会里面,哪怕大学校长、大学老师个人再廉洁,也会被各种各样的关系所包围,被各种各样迫不得已的因素所左右,所以老百姓不放心。

今天的高考制度既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既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这就是今天的高考制度。但我们也看到,实际上这几年教育管理部门,整个社会在做各种探索,希望做一些改革的探索。现在就有几个比较有影响的模式在试点,一个是政法大学的模式,按照各省人口确定招生名额,以试图改变现在各大名校在发达地区招生过大的问题;另一个是上海复旦、交通大学开始的试点,学习国外在上海考生中实行部分的提前面试自主招生,不经过统一的高考。

这些改革方案,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可以全面推广呢?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解决两种合理性的冲突问题。一种合理性就是人才至上,按照今天的创新型人才标准来选择人才,我们把这种合理性称为实质的合理性,高考就是选拔人才。另外一种合理性,就是满足社会流动的要求,实现公正至上。人才选拔不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差异这么大的地区之间,让各种不同的人都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平等的竞争。这种合理性,我们可以称它是程序的合理性。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种制度都有合理性,但是彼此之间有冲突。当然国外也有这两种合理性的冲撞问题,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比我们成熟,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说美国,他们过去有种族的差异,通常白人小孩读书比较好,因为家庭的背景比较好,受教育也比较好。但是有色人种的小孩,因为是新移民,或者家庭比较贫困,通常考试中不占优势。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推出了一个平权法案,通过强制性的国家力量,给那些黑人等有色人种的孩子在教育上以补偿的权利,再好的中学一定不能都是白人,要吸收黑人,再好的大学也要有比例录取有色人种的孩子。不过,许多白人不服气,说到法院去告,说是受到了反向歧视:我SAT分数比他高一大截,他能被哈佛录取,为什么我不能被录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白人,我就可以被歧视了吗?

这个问题,涉及什么是正义,要有一套说法,要有一个理论。六十年代理论还没有出来,到了1970年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哈佛大学很著名的教授罗尔斯写的《正义论》,这本书出来之后立即成为经典,为什么?这本书回答了正义如何安排的问题,以解决两种合理性的冲撞。罗尔斯提出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自由的原则,自由是最高的原则,这没有问题,大家都接受。关键是他提出了第二条,差异原则。罗尔斯有一个看法,他说一个人是否聪明,未必是先天的,有很多后天的因素,因为我家庭贫困,不是我不行,因为家庭的原因使我不能和别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教育,乃至一个氛围的熏陶、教养,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历史欠个人的一笔孽债,所以作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这部分的弱势群体给予补偿,这种补偿是合理的。为什么要补偿,如何补偿,罗尔斯提出一套非常复杂的方案。正因为罗尔斯的讨论,使得这第二条差异原则,对弱势群体补偿,现在被美国社会普遍接受,成为美国社会的正义原则。

这种补偿在中国能行得通吗?现在从操作的层面,我不说别的问题,目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和纳税制度太不发达了,你无法分清究竟谁是最需要帮助和资助的人。不说高考,就以过去每年研究生公费生自费生的确定来说,就很让人头痛。公费生是免学费的,自费生是一年一万块钱的学费。我们每年研究生录取之后,老师可以决定哪些是公费生哪些是自费生,每次我都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因为按照我的理念,我觉得应该是贫困生优先享受公费。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贫困生呢?如果说城市来的都是富裕的,农村来的都是贫困的,实际情况也未必如此,城市也有贫困的,下岗的,农村务农的也有经商的,钱不少的,很复杂。这个不是我们老师可以搞清楚的。最后迫不得已按照分数高低来分公费生、自费生。在国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社会纳税制度,你到底一个家庭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在贫困线上,是否需要补助,是非常容易判断的,信用记录非常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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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要改革,要发挥合理性,需要各种社会配套条件,这些配套条件现在都不具备,真的很难。比如说我们强调素质教育,大家都知道素质教育成本极高,要会弹钢琴,要非常博学,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些对城市的小孩可以做到,但是至少对中产阶级已经有压力了,每个周末家长或者开车,或者挤公共、挤地铁,不断地送小孩去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学习,这是所谓的打拼素质教育。但是对农村的小孩,连学费都交不起,你让他如何接受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办法全面推开,连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都有各种困难。你们可以看到越是搞新式的素质教育,贫困子弟越是吃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补偿,越是在社会里处于下风。复旦大学面试中有一道题是关于股票,如果在贫困地方,可能小孩子都不知道股票是什么。所以这套美国、香港、上海行得通的好制度,推广到全国,就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目前的情况,只能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复旦、交大的方案可以继续试点,而且在城市范围内可以继续扩大,但是自主招生、以素质教育为选择人才的方式比例不宜太大,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4,因为我们还要向社会其他地区开放,给他们一种流动的机会,但是这个试点是有意义的。

中国今天的问题是长官意志拍了板一刀切,现在中国需要的就是大胆实验、谨慎推广,但是因为是长官意志说了算,通常是小心实验、大胆推广,推广很快,试点却没有多少,到处是一刀切。所以中国现在需要多元,各种各样的模式同时进行试点,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情况进行试点。各个大学也应该有自己的自主权,让他们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试点,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试错来解决,来看看能不能解开如今被抽紧了的高考死结。

我个人认为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现在缺乏一个像美国关于正义问题的大理论,不是美国式的、而是针对目前中国具体情况的公正理论。罗尔斯得理论是针对美国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中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正义安排?我们如果也施行差异原则的话,是什么意义上的差异原则?这背后要有论证,要有大的理论框架。

今天中国,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局部来看都是对的,但是放到整体来看,就会看到各种合理性的冲突。

中国今天一方面实践有问题,另外一方面是缺乏自觉的理论,这个东西没有,不能服人心。今天关于正义的问题,关于其他很多问题,社会没有基本的共识,中国社会的问题表面上是制度、法律的问题,实际上根本问题是制度背后没有价值、没有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没有公共文化,再好的制度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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