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谈大学“评估”

  ·  2018-04-21

由于一家大学领导对一位教育部考察组的秘书敬礼有加,并与之合影,惹得网上又热闹一阵,甚至出现“合影门”事件之说。文章做在“美女秘书”上,以致于那位无辜的女生名字无端被与一件不光彩的事联系在一起,频频曝光。

首先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拿“美女”说事儿之风十分反感。似乎这件事忽然引起注意,就因为有这样一位没有官位的年轻人随考察组工作,碰巧又是女性,碰巧又面容姣好,大学领导居然对她如此恭敬,就被赋予不寻常、不正常的的性质,甚至加以种种轻浮的挖苦。那么如果考察组都是清一色男性,而且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或者有点“级别”,校领导们待以上宾,躬身协肩就很正常了?

大学“评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妍媸,甚至也无关个人的级别,有关的是制度和权势。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学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来往,情况略知一二。

大约十年以前在外地一家名牌大学住了几天,赶上“迎评”“2.11”,感受了一下那种犹如大观园准备迎接元春省亲的气氛,整个校园张满了鼓动性的红布标语,全体学生动员大扫除、修草坪、校门外原来十分繁华的各种小摊贩忽然都不见了,四周清清爽爽,学生们首先感到的是吃早饭成问题了。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迎评”。当时十分纳闷,到底评什么?校园外观有那么重要吗?据说“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至于实质性的内容如何准备,作为局外人,我就不知其详了。

后来逐渐听到的越来越多:还有什么“985”、博士点、重点学科基地、国家重点项目……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样都是激烈的竞争,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学科带头人,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教师都为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尽管如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遇评比,其他事都靠边站,因为评比的名次是要物化为实实在在的钞票的,包括教育经费拨款、各种含金量丰厚的课题、高级职称名额,等等。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功课最后都要落实到教育部(或教育厅)钦差大臣的朱笔打分。这些“考察组”成员就掌握“予夺”之权,哪个校领导敢怠慢?那心情与老百姓每年祭灶差不多,一切目的只为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既然名额有一定的限制,有评上的,就有评不上的,竞争激烈。于是讨好、争取钦差大臣的手段也花样百出,不断升级。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既包括食宿待遇,也包括“陪吃”的级别。

其实考察组的成员级别一般不会太高,不过是科长、处长。但是校方必须校领导亲自出马,除了几家比较“牛”的大学外,都得第一把手出面宴请。我亲耳听说某省一家也算重点大学接待一位教育部“下来”的干部,由于正校长脱不开身,由副校长出面宴请,校内有关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一桌,那位干部就面有不悦之色。主人频频敬酒如仪,轮到一位办公室女主任向他敬酒,他竟然当面拒绝,表示她不够资格云。

以上的故事就带有戏剧性了:后来那位女同志碰巧也调到教育部工作,而且由于年资较深,碰巧成为那位小干部的顶头上司,他们以后的关系如何,那女同志有没有伺机“报一箭之仇”,讲故事人没有讲。这是一则教育官场的怪现象。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宴请、陪同、照相等等还是形而上的面子工程。另外一个层次就物化成实质的利益了。从小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发展到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各种物件,也包括各种名义的现金,数目也越来越大,受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种馈赠当然也得有技巧,于是各大学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各显神通,在实惠和得体上做文章,据说还有用崭新的笔记本电脑上报资料,其余种种奥妙,深不可测,皆不足为外人道。

另外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上报资料造假:从示范讲课到档案资料,包括过去学生的成绩,乃至没有开过的课也能造出开过的记录来……不一而足。最恶劣的是这些事还由老师动员学生一起做。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即使直接参加造假的学生是少数,但其他同学都看在眼里,久之见怪不怪,再讲什么“荣耻观”、“诚信”社会,等于又上一堂“伪善”的示范课。以后的教育史学家如查档案,也得不到历史真面目了。

以上所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教育界人士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感触也深得多。填表已成为学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但是既然为众所诟病,能不能抵制呢?为什么每遇评比,学校那么多有识之士都上下一心,卯足了劲,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脱一点呢?据说是不能的。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全校员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间有天壤之别。

例如一个“博士点”关系教授名额,也就是许多饭碗。如果某项“工程”名落孙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学校就要“降级”,沦为二流或三流,连锁反应,影响深远。所以,据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对,不能超然。除非像陈丹青教授那样辞职而去。但是有多少教员能像陈丹青那样不需要教职养家糊口的?再说,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教授为反对评估而辞职(或罢教)事件,岂不是犯了大忌,在我国,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只是假设,以我对当前“士林”的了解,此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见到不少文章都对此类评估之弊有所批评,但是大多是原则上肯定评估的必要性,只是认为需要改良。我则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根本取消这种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的评估,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无法改良,弊大于利。从根本上讲,大学的优劣、名声,不是由政府评出来的。

我国一些已经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学,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国家栋梁,是那一届政府,哪一个部门评出来的吗?即使评某一学科都很困难。多年前,我被列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估某一学科博士点的“专家”,根据我所收到那些大学关于这一学科的书面资料,不足以做出公允的判断,难以投负责任的一票。所以我知难而退,婉辞了。对于我本来比较熟悉的一个学科尚且如此,遑论在各家上万人的大学间作全面评比,尽管有所谓“专家组”,最终由行政官员主导。

我们现在很会拿“国际”说事,据说“国际”上也是有评比的。那么先切实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评比(如果有的话)是由谁、如何操作的?至少,评比的结果只供公众参考,而不造成有关大学的实际损益。如果大学领导办学的积极性是靠评比激励出来的,没有评比就不作为,甚至连下水道也不修了(有报道如此说),那大学校长水平不是和小学生差不多了吗?总之目前的评估体制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却足以转移教育者着力的方向,劳民伤财,多一条腐蚀干部、败坏士风、(至少在德育上)误人子弟的渠道。

当年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反对教育部干涉大学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认为“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须知西南联大为国立大学,教育经费要靠政府拨款,而且当时学校财政之拮据,教授生活之艰苦与今日有天壤之别。但是校方并不因此放弃教育独立之原则,而且居然维权成功。这则佳话以及冯先生的妙文近来被频频提到。那个时代、那种风骨已经远去,当然那样的文章再也无人写得出来了。

现在大学校长要对“部里”“下来”的任何一名小科员躬身迎送,岂非正应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说?我对再现七十年前的士林风貌决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时间和良心。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又要触犯某一部分人的权与利,那就非我所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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