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教育?

  ·  2018-03-22

在跳楼成为有的受教育者逃避教育苦海之际,这文题委实系一个折磨国人的话题,尽管答案并不深奥。

中国应该有怎样的教育?

一者:简约。其不是简陋肤浅,而是经过提炼形成的精约简省,隐含着一种精神。老子《道德经》有语:“大道至简,衍化至繁。”大道理,诸如基本原理是极其简单的,把复杂冗繁的表象层层剥离之后就是事物最本质的大道理。就语文而言,绝不能因偏重语言分析的大量机械训练而漠视人文内涵的教育,以致违背规律,不幸“生产”出了一大批有知识而无能力的低端应试“商品”。

二者:闲适。清闲安逸抑或悠游自在,是必须的,所以有人说“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事实上,接受教育本是一种品味或享受,当你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之余,你会听到天籁之声。章太炎遗嘱中有向儿辈交代做人原则之寥寥数语:“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应试教育是一种下三流的功利性选拔,断不会将章氏之超脱之金玉良言作教育之座右铭。

三者:智慧。林语堂先生智商甚高,他在研究了孔子、老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等人之后,形成了一套以“觉醒、幽默、闲适、享受”为要义的生活哲学。其实,教育是另一种形态的“生活”,此四端,教育亦然。没有“觉醒”的教育是洗脑般的思想奴役,没有“幽默”的教育是僵化样的知识灌输,没有“闲适”与“享受”的教育是痛苦式的精神自虐。拥有教育“智慧”的人一如仲尼所云:“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

教育一旦有了“简约”、“闲适”、“智慧”,办学就会“百花齐放”而出现“差异性”,或曰“个性”,或曰“学统”。缺乏“个性”,远离“学统”的“名校”是“伪名校”。换言之,倘若一些炙手可热的名校所学的东西与其他非名校毫无区别,那么,之所以谓之名校,是因为应试血战中升学率高,“成王败寇”罢了。在一个教育“大一统”的国度,名校大多属于教育的权力之光之折射和全反射而迷惑人眼之“海市蜃楼”。

民国时期是出教育“疯子”的时期,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都是不可一世的教育狂人。于是乎,民国时期出了一批货真价实的教学起点与师资力量各具鲜明特色的名校——

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周祖谟1930年进入北京师大附中高中男部,1932年毕业。燕孙先生在《往事自述》里回忆道:理科班有微积分,高等数学,他选的文科班,“除学习先秦诸子以外,还兼授文学史,如董藩先生(鲁安)讲《楚辞》,夏宇众先生讲《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编,上海大江书店出版),选课中孙云生先生讲社会学,吴三立先生讲文字学,刘祝三先生讲欧美名家小说选,高博彦先生讲中国近代史。在外文方面,除英语外,还设有德文和日文作为第二外语。”

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1924年考入保定培德中学,张世林《家学与师承》(第一卷)透露说:“这所中学特别注重国文,设有必修国学一课。一年级读《曾文正公家书》和《论语》,二年级读国学概论,三年级读中国文学史,四年级读《说文》部首和诸子百家之书。”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季羡林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希逋先生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介绍说:“学校教国文的两位教师,有一位是前清翰林。两位先生教的是《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不带课本,五经四书连注都能背诵如流。”

读一读民国史学者傅国涌的《过去的中学》,分享一下胡适的《我在澄衷学堂》、茅盾的《辛亥前夕的湖州中学》、钱穆的《常州府中学堂》、周有光的《常州中学的预科》、冰心的《我入了贝满中斋》、阮毅成的《“五四”时代的杭一中》、于光远的《古老而自由的北京三中》、汪曾祺的《我的初中》、赵俪生的《我在青岛胶济铁路中学》、资中筠的《何谓素质教育——忆母校天津耀华中学》、何兆武的《杂忆北京师大附中》、何炳棣的《追忆南开中学》、周汝昌的《南开岁月》、郑家骏的《南开,在沙坪坝》、聂华苓的《嘉陵江上的国立十二中》、蓝英年的《滹沱河之歌》等,晚清以降新学兴起而名校纷呈之百年历史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幅令人肃然起敬的画面,以至于今日之所谓名校在眼前“作鸟兽散”。

傅先生曾经在温州某中学做过语文教师,充当教育屠夫;他的孩子曾经在杭州某名校受过应试摧残,与同龄人一样“沐浴”于国家意志下的“应试山河一片红”中。其《过去的中学》一书实在是“救救孩子”的由衷呐喊。

真正的教育把人格看得比分数更重要,把灵魂看得比文凭更紧要。

不让繁复的技术手段埋没“简约”,不让烦忧的考试鼓点骚扰“闲适”,不让愚昧的理论误区扼杀“智慧”,自古及今都是上帝表达教育真谛的一种留白艺术;那种“留白”只有真正的教育家才能“填补”。唯如斯,民国时期教育家辈出,仅仅一所小小的上虞春晖中学就汇集了一大群——

“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匡互生、朱光潜、丰子恺、刘质平、刘薰宇、叶天底、张孟闻、范寿康等先后在此执教,实行教育革新,推行‘人格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和‘个性教育’等;蔡元培、黄炎培、胡愈之、何香凝、俞平伯、柳亚子、陈望道、张闻天、黄宾虹、张大千、叶圣陶等来此讲学、考察,推行新教育,传播新文化。春晖由此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坚实的名校基础。学校一时声誉鹊起,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说,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

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塑造的阿Q形象有着严重的“阔祖宗情结”,一次次宣称“我们祖先也阔过”, 遗憾的是历史与今日之春晖中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致使其亦染上了这一精神恶习,且成为中国教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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