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北树:中国精英如何毁掉一个时代

  ·  2018-03-20

在当代中国社会,对成功标准的定义在于财富和权力,即不择手段获取财富,以及用尽方法谋求权力。前者是富有的商人,后者是位高权重的官员。而即便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和身家,却不能被称之为精英。

“精英”及其价值最早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出现在17世纪的法国社会,意指社会中的少数人,对一个国家和生活的发展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这一群体的内涵,不光意味着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还在于拥有较好知识才华、素质修养和道德价值。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英。西方社会对精英的解释,不外乎有这么几个标准:出身名门,有良好的学识和修养,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乐于承担并付出社会责任。

在美国,这一群体被称之为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听得懂古典音乐与交响乐曲,通常在世界500强任职,是政府的纳税支柱。懂得监督政府并运用好手中的选票。

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精英价值的最大意义,就是在于他们凭借自身使命,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及促进社会进步。在道德、审美、文化、价值观、思想等方面引领整个社会。倘若按照整个标准,中国社会显然不存在精英群体和价值。

如果说,非要在中式语境中,划分出精英群体,那么这一群体所呈现的价值却是负面的。这样的负面是指向由于精英群体的堕落而导致社会失败。最可悲的事实莫过于,我们仅仅能从财富和权力拥有的标准去划分出他们。以50后和60后为群体的政治精英,改革开放后成立起来的商业精英,90年代到现在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以及庞大的公务员群体,都算是当下社会的“精英”。

让我们将视线回到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精英价值在当代的倒退更为明显,让人痛惜。比如在整个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页,在思想启蒙、救亡图存、抗战救国、实现共和的社会进程与议题中,当时的学术、教育、军事、商业领域精英,重视扮演着重要的家国角色和社会担当。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历经毛时代土地革命、大跃进和最血腥荒诞的文革浩劫,承担社会道统的传统乡绅地主、工贸商贾、知识分子精英遭遇洗劫覆灭。至此到当代社会的今日,精英价值缺失于社会进程。

现有的政治及官场精英群体,大多属于50后和60后一代人,他们是“文革的一代”人,大多经历或者参与过这一历史运动。碰上文革时期社会失序,这一群体当中的很多人,没怎么接受学校教育。很多都是当时不学无术的“红小鬼”。他们后来混入官场,成为现在的权力精英,权力与金钱的逻辑伴随他们一生,你可以在这一代人身上看到,金钱经过权力的发酵,会发生出怎样的疯狂和膨胀。这一群体成长于一个残酷的社会环境当中,当他们身为社会中坚的时候,也同样将这种在残酷中获得的认知和习惯反馈给其它人。他们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人格特点,知识贫乏,内心黑暗,人性麻木。在生活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热衷透过非正常的方式解决问题,喜欢攀附权贵并成为他们,擅长以潜规则实现目的。他们喝茅台,生活作风腐化,骄奢淫逸,所谓社会主义荣辱观当中的“八耻”可能大多适用于他们。这一群体当中的很多人,完全没有道德和正义感可言。他们即不带给社会良知与思想,也不创造知识与道义。即不崇尚法治与文明,也不扩散人性的光辉。因此说,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上很多国家,你都找不到这样一群残酷麻木的群体。

体制内的公务员系统,依靠体制的优越福利和平台,成为整个国家最早的一批中产。这里面不得不提到国有企业,这一特殊企业形式自国企改革后迅速发展,并依靠垄断资源和行政力量迅速壮大。在今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共计有多达68家的国有企业上榜,占据了中国企业上榜总额的大多数。如此同时,民营企业很是委屈,它承担着80%的社会就业,贡献着大部分的国家税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它不该如此,在民营企业还普遍弱小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以特有的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持,以一种超常规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这本身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企的长期垄断和过于庞大,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和资源浪费。伴随着国企的发展,还成长了一批既定利益者,他们在一个天衣无缝的幌子下面,不断蚕食国家资本并形成腐败。

在下海经商朝中成长起来的私营经济主,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最早的一批财富群体。他们拥有权力和财富,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力量。对攀附权力的向往,商业与权力的必然在这一群体当中显得炙手可热。在非成熟的自由市场,大多数民意企业做深意的状态显得非常艰难,大多数人寻求这种艰难的出路是获得官商联盟的利益共赢,依靠同权力建立关系来获得市场竞争和资源。尽管中国社会已经有几十年的市场化进程,但许多商人始终没有足够的尊严,他们通常对政治敬而远之,对任何社会议题缄口不言,闷声发大财是大多数商人处理自身社会角色的不二选择。而逐渐庞大起来的公司人和上班族,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依靠个人知识、能力和工作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除了供有一套昂贵的房子外,他们大多数并不享有太大的影响和话语权。相对于关注社会,他们似乎更乐意去星巴克喝喝咖啡,每年去马尔代夫度假,享受小资生活带来的曼妙与乐趣。

克里斯托弗-拉希在《精英的反叛》中对美国社会的精英价值型现状发出深思。在国际市场的追名逐利取代了对故国家园的忠诚,整齐划一的精英教育取代了对个性和创造力的培养,娱乐至上的信息轰炸取代了教育大众的初衷,精心策划的政治做秀取代了为民谋利的民主辩论……

一个社会的成功失败与否,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一直是我思考和所要观察的问题。我曾试图通过学理和现实两个方面,来解释一个社会失败的原因,但前者总是以有效的数字、指标和信息将现实推翻。而当每1000个富豪中,有700个已经或者正在办理移民的时候,你要知道对于大多不会说英语的一群人来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曾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个体对社会的失落、放弃和逃离,而类似这样的现实正越来越多的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文学上的讥讽、众人的恐惧与沉默、远走他乡者的绝望、底层的愤怒和暴力积累。还有价值的模糊与人性的泯灭,道德的沦丧、失序的繁荣……它们构成了一个失败社会的内涵与外延。

提到精英,就不得不提到中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一概念和群体,从数量上他们通常是最为庞大的一群。所谓中产阶级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小资产阶级”,在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上,各个国家没有广泛统一的认可的标准,在美国,通常家庭年收入在5-20万美金的可以视为中产阶级。他们有房有车,依靠夫妻的双薪就能实现优质的生活水平。亚洲开发银行曾发布了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美国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其中一篇名为《中国世纪》的文章称,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成既定事实,21世纪注定是中国的世纪。

而然精英对于国家的真实想法,却是尴尬而现实的。在获得个人的成功同时,他们对这里充满不安全感。

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而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称: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

在任何国家,精英群体总是掌握着社会权力、财富、话语权、军事、文化等几乎一切资源,因此说,这一群体主导国家的进程方向和速度,一个社会的好坏与否,是非黑白,是否进步,在于精英群体的影响。精英群体在道德、层面、审美、价值观方面的行为表现,最终会反馈到整个社会,并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比如说比尔盖茨关注贫困,参与慈善事业,就会带动群体对慈善的参与和态度。而一些普通的社会群体,无论是否有这样的行为,其至多只会对自身造成影响。

探讨中国社会失败的原因和精英群体的关系,就要解构这一群体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价值。而我们看到,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下成长起来,以及精英自身获得巨大的社会回报时,他们却反哺给这个社会堕落的价值,主导这个国家负面的能量。一方面,精英群体善于在这种灰色的社会环境中,搭建权力与财富合谋的纽带,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又非常受益于这种堕落的环境。靠关系和潜规则、权力和金钱获得个人的成功。

堕化的精英价值主导了一种负能量全胜的社会生态。野蛮的丛林法则盛行,有良心、有能力、有知识的通常不及有关系、有权力和有地位的。在官场上,他们通常虚伪而孤独,说谎成性,参与并制造潜规则。乐于默许不公现状并在此状态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的私利。而以“权贵社交”为主流的精英社交方式涤荡着整个社会,他们崇尚“权力私交和吃喝嫖赌”,整个社会便流行送礼,给校长送,给领导送,给官员送。在商场上,大多数富人善于勾搭权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财富。对于社会现象,他们通常保持沉默,这是闷声发大财的习惯性姿态。他们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对社会问题一概不问。与他们财富地位明显不符的是,社会责任和担当的缺失。移民、做慈善、继续官商合谋是最终的三种选择。

在这种堕化价值主导下,整个社会一度呈现出负能量全胜的状态。越是不择手段,越是卑鄙的人,似乎就越是容易得势,容易获得成功。越是善良,越是有正义感,越是善良普通的老实人,总显得处世立足艰难。中国社会当下精英群体,所呈现的个人素质与内涵,包含匮乏的知识、平庸的审美、责任的缺失、欲望的贪婪、人性的丑陋、粗暴的美学、对谎言和潜规则的孜孜不倦……

当精英们开始堕落,一种非正义并且带有腐蚀性的能量便会弥漫而出。这便会是一个负能量全胜的时代,任何良知、法制、善意和道德往往都会处于跪倒的姿态。这种力量以精英们对社会的影响为基础充斥在各个角落,将紧挨着人性的一面冲刷的一干二净。它们或以金钱为后盾,或以公权作面具,便经久不衰并使得更多想有所为的精英趋之若鹜。精英们以这种负能量所带来的力量建立游戏规则,获得权位,赚取财富,轻易地把玩法律,将公平肆意抹去,腐蚀着越来越少的人性与良知。这种力量主导着非正义的社会价值观,使得知识不等于地位,勤劳不等于财富,良知不等于正义,活着不等于尊严。坏人总能得势,而好人并不意味着好报。精英们甚至拥有公共媒介,在自我标榜美化的同时,还不忘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年代,透过对新闻信息的筛选和“议题设置”,这样的年代充满奉献、无私、良知和感恩的正能量拟态形象。这就是精英堕落下的社会失败,人们不愿意相信道德、汗水和勇气能够换回内心的美好,转而变得愈加沉默并寻求依附和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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