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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历史上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

作者:  2017-11-11添加评论  阅读54次

包(宗和)副校长、叶(德兰)教授、台大历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学,包副校长介绍我时,我不免感慨。回头一想,我从台大历史系毕业五十三年,从硕士到现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台湾到美国,因为当时有一股力量要把我们换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过台大校园,常常感觉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岁这个岁数,确实是要重新回想一下这辈子所做的事。

我一辈子做的事,就是读书与教书,想在知识这个非常宽大的海洋里,开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识。数十年来,我始终在知识这个领域里挣扎,假如说“知识分子”是个志业的话,我可说终身投入了这个志业。我藉今天这个机会,向各位同学及母校的师长们,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讲题看来很啰嗦,前半是谈以中国为主的历史,后半则是谈未来的展望及其相关的难题。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到“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的“读书人”,这种人不在具体的工具层面想问题,而是在原则与理论层面上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渔、采集果实、种植庄稼外,也许由于有特别的禀赋与志愿,使他们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认为是通灵者。在人类文明初起阶段,世界各地区几乎都可以发现这种人的存在。

巫和觋这些人慢慢转移分化,成为第一阶段的知识分子。像中国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记录之人。祝、宗、卜、史,从巫、觋这个专业阶层分化而来,他们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属灵的。商代卜辞中的国王顾问──“贞人”,就有着卜和史的性质,他一方面替国王解释占卜得来的答案,另一方面会对自然现象提出理论。商代的贞人们,既解释人事,也解释自然。他们用占卜的结果,集合许多应验或不应验的经验,因而提升了智慧。《易经》里的卦辞,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辞,兼有历史现象,如:“帝乙归妹”,是说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小狐汔济,濡其尾”,是说小狐狸过河,尾巴湿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自然现象。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规劝政府……显示周代单单从管文字记录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细项。这些从事“史”职务的人,从历史往事与人事现象中,归纳出许多原则。这些原则,不是为了专业实际的工具性,而是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们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史”这些人在《左传》中有史墨、史朝……等,他们已经远远超过专业的技术性工作,从知识中勾勒出许多智慧。这些提升知识到智能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我并不是说,古代史官都是这样,能够做到这部份的也不过就是少数几个人。换言之,史官也罢,占卜之人也罢,都会从实际现象中钩玄提要,把问题提升到一般的通则,做为大家思考的提示。聪明的人,常是在灾害没有出现以前就提出警告;笨的人,当灾害来临时还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说的话。学历史其实很悲苦,永远在说些人家不爱听的话,几千年下来一直到今天亦复如此。

以上是中国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区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事实上,重要的文明系统中都有类似情况。犹太教中有几类人有专业的意义,如《圣经》中称之为“法利赛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师,后者是礼节师。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不应加“人”,加了“人”变成族群了。另外还有些人被称为“先知”。伊斯兰教的系统中的乌拉玛(Ulama),可称为“教士”、“教师”,权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导政治、订出礼俗与法律。还有,印度教中的婆罗门,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统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师、东正教僧侣等亦然。表面上,这些人的性质,都跟刚刚谈到的知识分子类似,但他们和政权的关系、和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统中其实都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各个不同文明系统中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着类似的身分与角色,但他们在社会与政治相对关系的实际光谱上,却有着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演讲,因限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细谈其他的文明。

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亡了一国,就有一批公务人员被释放出来;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时,这个贵族的家属被灭掉,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会被释放出来。孔子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做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许多掌握知识的人学到许多学问,成为当代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与王安石同时代。他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

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离不开这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之间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顾两个类型,甚至更多;有的人只在一种类型中做得很好,却顾不到其他方面;绝大多数的人属于某种类型,但未必符合他对自己的期许,更不要说是别人对他的期许。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包括生命的意义、古往今来的意义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要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者,属于实践的维度。我把它扭曲解释成为一般人寻求他们生命的存在。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每一个教书的人,都希望自己学生学得比自己更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我扭曲解释说,这类型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没有长远的理想目标,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许就糊胡涂涂过了下去。当有一个理想境界悬在那里时,我们才知道距离理想境界还有多远。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现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也可以是改革者,认为现在不符合理想,定个方向一步步改好它。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两个字,可以是吃得更饱或活得更快乐,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定义。

秦汉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统基本上是以读书人为最主要来源。偶尔有些征服王朝,会以马上英雄作为干部,但最常见的仍是以读书人担任文官。这些文官可列入为“为生民立命”的类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为“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应系统是把当时所知的各种知识,归纳成博大复杂、几乎无所不包的解释哲学。这一系统的解释哲学,可批判之处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之前,也有过《吕氏春秋》、《淮南子》做过类似的解释工作,但规模之庞大,涵盖面之广泛,都没有超过董仲舒。当时《礼记》的〈礼运大同〉,提出一个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境界,到今天还是做不到,几千来年,许多人打着“天下为公”的旗号,做着“天下为私”的事情。〈礼运大同〉这一章,就是我刚刚在第四个类型中谈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礼运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论从大的社会或小小区,我们都曾经有个理想的境界悬在那里。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有着理想志业的第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抗议的第四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党锢。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的膨胀、宦官挟皇权的作威作福,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成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即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当其他文化系统进入中国时,中国也会提出一些新想法作响应。汉末到南朝,佛教进入中国,挑战了中国的文化系统,读书人发现:中国习惯的王朝制度有说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许多问题,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大家不断进行讨论:灵魂是灭还是不灭?精神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一个出家人既然已经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礼?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统治不属于统治范围的出家人?这种情形,就是当一个已经固定了的大系统,碰到外面的挑战时,许多读书人会投入其中,参加辩论,去做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颦鼓动地来”,霓裳羽衣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长到南宋。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精密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远的不说,就以我家迁到无锡去的祖先为例:他做了一辈子苦官,哪里有水灾、旱灾,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岁高龄,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导修堤,回到岸上还要放粮赈救灾民。他从二十五岁到七十二岁,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个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辈子做了他该做的事,到死不过得到“国之劳臣”四个字。此外,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为时代提出新解释

在王阳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统的思想方向。如李贽,提出高度的个人主义,基本上与儒家的群体结构主义相当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区,是小区共产社会,也与古来中国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提出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废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时也设想了一个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民间议会(学校),由议会决定政务,所有的诸侯与地方官员要听议会的话。这里提出的这三个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识分子面对挑战的态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国面临更为庞大的西方挑战。之前,中国曾经碰过许多挑战,有来自北方的武力挑战,有来自西方、南方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战。此外,也不断有不同的经济体系引进来的物品与物产,造成经济上的挑战,像明朝晚年对外的贸易,就使明朝的经济型态有巨大改变。但这些挑战,都不如中国在十九世纪以后所面临的大挑战。这个大挑战,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度过。

面对这个大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知识分子的几个态度:第一,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对现实激烈的响应。他的《大同书》世界,其实有相当的革命性。第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要调和里外。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政治理论综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从未上过《三民主义》课,当我进大学时,政府曾经下令大学不必读《三民主义》。长久以来,我们把《三民主义》当成官学太久,有点看不太起它。现在回头想想,其实《三民主义》有些颇不错的观念,基本上比康有为与张之洞的观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试、监察两权的“五权制衡”。中国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统论,相当了不起。中国的管理系统,有两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统、公司结构到今天都还没做到,那就是:一、晋用人的客观性;二、运行时间中不断考核。我在读历史之余,有时替管理学院讲讲课,并将讲演的纪录出了几本管理学的小书,书中我特别提到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当特别之处,孙中山就能觉察这一点。

全盘西化的胜利

上面谈到的知识分子,或为时代提出新的解释,或是提出未来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盘西化这批知识分子得到胜利。五四人物和共产党当政以前的左派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统全盘端进来。实际上,这两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谓“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会、本系统之内,或做解释工作,或悬挂理想,或做良师、良吏的知识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识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们意图将另一个文化整盘端进来,从那个花盆移植到这个花盆,从那一土壤移植到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当年东欧学习法国的先锋人马,例如:波兰曾有一批人要全盘学习法国;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现,一如俄国小说《罗亭》(Rudin)中所描述。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诚,希望转眼就改革功成,但他们通常面临的情况是外来事务与本地土壤不适合,端进来的东西要不是削足适履,就是必须改变土壤,而不会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为枳;改土壤,就是彻底把土壤改过来,毛泽东就如此做过,结果失败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带着像烟囱一样高高的帽子,学跳舞,没有女伴时就两个男人听着西洋音乐跳舞。日本汉字本来的词汇,也硬要找个西方词汇代替它。日本的“饭”,有二种字,一是本来的,一是“rice”。这都是intelligentsia搬运的现象,但整体来说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职员主义,以下午五点钟为界,必须喝两杯酒才能跨过这界线,转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义。

当今课题之一:如何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

如何从Intelligentsia转变成新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严重课题。

从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严格说来,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来,我们还处于移植阶段,没有真正主动悬出一个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盖中西与人类的大系统。我们在做良吏的时候,没有想想搬进来的法律与自己的社会之间是否脱钩。最近大家在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种种官司,就会发现一般人的常识判断与法律条文之间,以及当为与不当为之间,常常不符合。

有几位我非常钦佩的老师,不欣赏中国戏曲(例如京剧、昆曲),也不愿读中国小说。比如,胡适之先生热心改造,却没有认真地推敲中国文化资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国小说,也把小说定义得太窄了。虽然我对胡先生以及老师辈们心存感激,但为学术良心,还是必须把问题指出来。

那我们这一代,对西方文化资源有没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没有。很多跟我同辈的学者,包括我在内,对西方文化资源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太多西方文化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其实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太多介绍西方学派和理论的人,其实没有理解这些不同学派间的渊源与分合转变。以教书而言,我们都在介绍一鳞一爪,并没有追踪到基督教、希腊、罗马,更不用说埃及、两河与日耳曼传统。我们也没仔细推敲“后现代”何以是“后现代”?它有多少来源?有没有想到“解构”到底解的是什么样的“构”?“解构”的动机在哪里?如果对中国与西方文化资源这两个课题上,我们没有做过真正认真的思考与整理,那表示我们还没有转化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当今课题之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以美国的学术界与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美国的知识分子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专业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悬不出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他们只看见保守与自由的对抗,却不再提问“自由”该如何从新界定?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在美国,目前开始有些人在做这事情,医学院里逐渐有“medicalethics”这门课。我的侄女嫁给一个医生,他现在不行医,改读人类学了。同样的,在台湾有没有人问医药伦理这方面的问题?很少。除医药专业这一行外,还有其他太多太多的专业,但它们的专业伦理在哪里?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在台湾,我们有没有把“专业伦理”纳入国科会的评审条件内?国科会的问卷会问你“有没有专利权?”这对学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为问这个问题就是鼓励创收。

全球正经历巨大转变,知识已成为商品。像药学就是重要的商品,因为原料太便宜,卖的价格却又太贵。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药水,这么小瓶,价格25块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药。二十五块美金的价格如何来的?里面有二十四块九毛九被实验室赚走。

知识已成为商品,也已成为权力的来源,掌握知识的人操纵市场。新的婆罗门(Brahmana)阶级正在出现。印度文明中,婆罗门以他们的知识占有一切特权,他们是贵种,其他人则是贱种。婆罗门最后是和拿刀拿剑的剎帝力(国王)合作,即知识与权利的结合。在今天,我们的“国王”是那些财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财富低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对年轻朋友的期许

未来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许可以发展到极致,但其目的与意义却没有人问。未来的世界,颠覆文化的人很多,却没有文化的承载者。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张载所期许的四个志业?

过了七十岁以后,凡是公开演讲,我都当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谈话,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国、大陆、台湾看到的种种,使我痛感事情的严重性。当然我不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演讲,盼望明年有机会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无法见到各位,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愿意做傻瓜,承担痛苦,抗拒财富与权力诱惑。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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