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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国粹多是国渣

作者:  2017-10-05添加评论  阅读172次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妈妈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 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迅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里。他要活着,算什么派?有人说,匕首乱飞、皮带乱飞,都是鲁祸引起,恨不得掘墓鞭尸,这话公允吗?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有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我看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我看没人会同意。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义。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六经是孔子时代的经典。汉以来,儒生是以孔子的经典为经典,五种不同的东西凑一块儿,没什么道理。现在,经典的概念早已变化,文史哲各系,分别去读,没什么不好。

汉代有五经,唐代有九经,宋代有四书五经。《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我们拿《论语》、《孟子》当子书,和《老子》、《墨子》搁一块儿,是恢复诸子的本来面貌。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第一,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第二,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000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左右。别的子书太大。

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

(十)我们的信心建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该建在哪里?是真传统,还是假传统?这个问题,和大国崛起有关。

我一直说,中国人的心底,埋着个梦,就是重新当大国。不当大国,堵得慌。

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有小国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亚历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国胜大国。

亚述,号称世界第一帝国,本来是处于四战之地的小国。因为怕挨打,才穷兵黩武,以血腥杀戮和野蛮征服著称于世。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为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历史上的大国,往往都有这种背景。

中国曾经是大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国。然而世事沧桑,近百年来,我们衰落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大国一样。

近代,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看看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险家初到这些地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天堂般的奇迹,怎么会是这等荒凉破败。

欧洲,所谓大国崛起,原来都是小国。希腊、罗马是小国,即使成为大国,内部也很松散,还保持城市自治。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也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归,没有政治统一,只有宗教统一。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为凝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粘合剂。和亲、女王一类东西,也是小国的特产。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他们的统一是宗教大一统,不是政治大一统。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统有类似功效。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

对比他们,我们该作何感想?

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达这种悲情。当时,我写过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国文化报》上,一篇登在《东方纪事》上,一篇登在《知识分子》上),力陈传统并非如此:其弊固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的头上。但这种声音,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国人几乎一边倒。

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之下。我们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高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然而,只要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还是可以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的声音。

一句话: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

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常拿欧洲说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迫于宗教传统的巨大压力,不托古,不能求新。大家乐道的阐释学,不过是这类玩意儿。说是复兴中国文化,其实是步欧洲后尘。现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头,才发现,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像俄国,乞灵于传统。

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

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就像古之好事者,登临怀古,没有真古迹,也要造一个出来。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

现在的复古,是真复古,还是假复古?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王莽倒是打这个旗号,你能学得来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请给大家说说看。你要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上个世纪初,国人惊呼,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然而现在怎么样?国未亡,种未灭,中国人还在,中国的万里河山还在,以往的历史,可以平心静气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历史遗产,虽遭破坏,还是相当丰富。古书也好,古物也好,古迹也好,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尚未开发的地下资源,更几乎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人。中国人还在,不信邪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一切,已经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已经摆上了同一桌面。

台湾有点东西,都是大陆带走的,集中在史语所和台北故宫,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小。他们,报告发光,图录出尽,就没有资源了。人,台独政治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传统文化。

香港太小,没有祖国的万里河山,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主流,眼中没有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只能从旅游和电影了解),殖民统治太久,没根。他们的居民,要么很土(各种怪力乱神的崇拜),要么很洋(官场、课堂说英文,连名字都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创力。

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是另一个天地,他山之石吧。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美籍华人就是国际汉学界。

对中国传统,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人是中国的人,根本用不着气短。

我们的文化资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有血有肉的中国生活,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体验,写中国自己的历史,这是最大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有这么多真东西,干吗还要拿假的壮胆,拆了真的造假的,跟着别人起哄。

托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阐释,全是无聊把戏,对中国的形象,有百弊而无一利。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传统不必这样红。

2007年4月18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4月19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演讲,5月1日改定。

内容来源:李零《放虎归山》,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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