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与鸡蛋:自成一边,才是作家最理想的姿态

  ·  2014-12-26

文/新浪专栏 羽戈

2009年,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村上春树,发表了名噪一时的获奖感言《高墙与鸡蛋》。其中有一名言——村上说,他写小说的时候,此言便铭刻在他内心的墙上——时常见人引用:“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村上强调,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他都要站在鸡蛋一边。他还反问:“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有价值吗?”

所谓高墙与鸡蛋,都是隐喻。譬如说,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则是鸡蛋。它还有更深刻的涵义。“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

这些话极具煽动性和蛊惑力,村上所使用的词语与所发扬的观念,饱含道德的光泽,最易打动贫乏而焦渴的人心。质言之,他依据的是道德,而非理性。他故意将世界与问题简单化,塑造了高墙与鸡蛋、体制与个人、坚硬与脆弱的二元论,基于一种原始的道德冲动,我们都会反感前者而同情后者,从而自觉抑或不由自主倾向于村上的抉择:“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以同情心与现实的悲情为饵,村上成功唤醒了潜伏于我们心底的道德感。反对他的人,首先将面临良心的谴责。

但是,作家并不必然扮演道德家的角色,况且道德并不必然通往正义。道德感就像一块红布,蒙住了村上的眼目,使他只能看见一个高墙与鸡蛋势不两立的二元世界。那个多元、开放的世界被僵化、封闭,美与自由被化约到二元的框架之下,沦为道德盛宴的佐料。

置于高墙与鸡蛋的二元世界,无论村上怎么渲染,怎么诠释,都难以逃脱立场的桎梏,即俗语“屁股决定脑袋”。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为鸡蛋而写作,听起来无比崇高,然而,第一,哪怕从道德意义上讲,鸡蛋或者说弱者,未必全然代表正义一方,鸡蛋与高墙之争,有可能双方都背负原罪,通向黑暗,正如我们见惯不惊的那样,当一方为专制,另一方,以民众之名的抗争,结局却是民粹,所以说,纵然为高墙写作毫无价值,却不能推论为鸡蛋写作便具有价值,一个清醒的作家,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对此二者都昼警夕惕(鲁迅曾感慨“鸡蛋”的可怕:“……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第二,哪怕村上自称,他站在鸡蛋这一边,“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不过,一旦鸡蛋构成了一种立场、一种意识形态,相应的写作便可能化作一种代言,那么我担心的问题来了:个体如何坚持独立性,个人灵魂如何从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当中突围而出?

作为村上的忠实读者,我得承认,《高墙与鸡蛋》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讲,无法匹配其作品的光芒。演讲者充分利用了人性的漏洞和道德的匮乏,在简化了世界的同时,还简化了作家的使命与写作的本质。也许,写作是什么,为什么写作,一千个作家会有一千个答案,但是,作家的位置,绝非“站在鸡蛋这一边”这么简单。

相比村上,我更欣赏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的回答。他曾忠告一位青年作家,既要防范君主,也要防范民众,“培养自己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君主的怀疑”,同时“不要让反抗社会不义的斗争使你偏离了自己的道路”。他强调:“不要同权力和君主站在一起:你在他们上面”,“不要同反对派站在一起:你在下面,不在反面”,说到底,“不要与任何人合作:作家是独立的”。这个世界不止高墙和鸡蛋,即便只有此二者,作家却也不必站在哪一边,他应该站在二者之上,换言之,其自身就是一边,就是一股势力、一个政府和一个世界。

这一道理并不高深。韩寒未必读过契斯的作品,谈及作家的独立性,他也会说:“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当然在今日中国,此言一出,声讨者云集。你要杀戮权贵,势必掌声四起;要杀戮群众,那些群众,与自命为群众的代言人,以及擅长为民请命的勇士,则当拍案,群起而攻之。这正可以解释,为什么村上要站在鸡蛋这一边,《高墙与鸡蛋》的演讲为什么备受追捧。

必须指出,作家哪一边都不站,他要自成一边,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犹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然而无法企及,却不代表不该去追逐,甘心沦为现实的奴隶。说到奴隶,遂想起著名的文艺与奴隶之争。其实只须明确一点:文艺不是奴隶。但凡争论文艺是不是权力的奴隶、是不是市场的奴隶、是不是政党的奴隶、是不是性的奴隶,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已经掉进了对方预设的陷阱。我们习惯了“文艺为什么服务”、“为什么而文艺”(正如“为什么而读书”)的思维与话语模式,其结局,必将是文艺的功利化与附庸化。对此,需要一再追问“文艺是什么”“什么是文艺”,才能重建文艺的主体性。一言以蔽之,文艺不是用,而是体。体用不分,文艺断难自立。

文艺的问题,实质上还是人的问题,文艺是不是奴隶,取决于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奴隶。奴隶的国度,没有独立的文艺。“文艺为什么服务”、“为什么而文艺”的精神主宰之下,只有两种人:奴隶主与奴隶。

文艺工作者中,作家对独立与主体性的追求毋宁最为迫切。这便决定了他不该站在任何一边、依附任何一方。不要做群众的奴隶,正如不要做权贵的奴隶,不要做鸡蛋的奴隶,正如不要做高墙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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