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天注定》“过审”释放的现实主义愿景

  ·  2013-05-24

正在法国举行的第6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唯一入选戛纳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影片《天注定》在戛纳公映之后,不仅获得多家媒体和影评人热烈的反响,还获得了戛纳影刊《荧幕》很高的评分。至少从目前看来,《天注定》这部电影冲击今年的“金棕榈”大奖还是比较乐观的。

贾樟柯擒得“金棕榈”不是新闻,他的从影经历,彰显了他在欧洲三大影节乃至全球电影业的强大实力。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贾樟柯的特点鲜明:不仅没有沾染他的前辈们过度商业化的功利色彩,也有别于他的同辈们过于执着小众文艺影片的偏狭。他的现实主义精神,给这个多元的时代提供的不仅是快餐娱乐,还有批判反思。这一点,在《天注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不必描述这部电影的细节桥段,公众早就明晰,这部影片叙述的是近年来舆论场和公众深度关注的公共突发事件。这些公共突发事件,和公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又焦灼于社会转型期的困扰,人们的不满与表达,舆论的曝光与交锋,都构成了中国社会典型的文化现象。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文化,中国都需要用艺术的典型化去抽象和反思,而不是用碎片式的自媒体和民意的只言片语去释放。否则,这种文化可能会异化为非理性的民意潮,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前行构成威胁与风险。

中国应该感谢贾樟柯,用光影聚合的方式,去展示中国社会“走在路上”的现实影像,通过娱乐化批评的方式,舒缓公众怨气,促进社会品质升华。《天注定》注定不是一部娱乐商片,而是一部文化反思的大片,而且是充溢批判现实主义。

这部片子是否能够大奖,贾樟柯的夫人赵涛能否因而夺后,是娱乐媒体关注的对象。对于主流舆论场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天注定》已经拿到上映许可,而且在拍摄过程中没有遭遇任何麻烦。从贾樟柯透露出来的信息看,起码《天注定》不会成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禁片”,这让人感到中国社会的前进与光明。正如贾樟柯所言,“我们可以反思暴力,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文化还保持着某种反思的能力,反思的力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谁都喜欢好消息,但转型期的中国,应该有迎接“坏消息”的心理准备。不管你承认与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众,必须面对社会转型期发生的一切 —好的,不好的,庸俗的,异化的,超现实的,暴力的,一切的一切。有资源的,你可以选择离开这个国家,甚至回头就嘲笑这个国家的不堪和对同胞冷嘲热讽,但几乎所有国民还是要根植于这个国家。爱这个国家,就要面对她包容她而不是离弃她,当然并非是要冷漠以对这个国家的不好,漠视她的徘徊,放任她的戾气。积极面对,理性批评,善意表达,客观发声,才是国人对国家负责任的爱。

前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认为,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不是二数之和,而是二数之积。如果说,现实中的公共突发事件组合,在舆论场和民意批判中,不过是事件的罗列,至多只能引发舆论和民意的连串批评。这种现实事件的“加法”远不如电影艺术抽象的乘法来得重要,《天注定》提升了批评的价值,使现实事件质变为现实主义。

《天注定》最大的现实意义在于“过审”——使其现实主义得以在现实院线得以表现,这是审批方的自信与宽容,也是权利受到尊重的体现。对商业娱乐产品要宽容,对批判现实主义的影片同样宽容,社会品质才是真正的丰富多彩。

《天注定》注定了中国社会让人期冀的愿景,这是希望与苦痛、欣慰与挣扎纠缠在一起的愿景。但这个愿景是现实可感的,而非虚妄乌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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