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坚守底线: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

  ·  2013-05-13

2013年4月20日在广州公众论坛的演讲

刊载于《南方都市报》2013年5月12日

莫言式的生存智慧

前不久,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文学院唯一懂得中文的马悦然先生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为什么马先生要我向莫言道歉呢?原来在2011年11月8日,莫言在腾讯微博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

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

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

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

我以这首诗为例子,批评莫言没有守住底线,参与了歌颂唱红打黑。马先生说,只要具备基本汉语常识和平常智力的中国人,都清楚这首诗是讽刺,说我对莫言这首诗的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许纪霖以及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

“唱 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究竟是歌颂、还是讽刺,抑或不褒不贬的客观叙述?关键要看后面两句。一个星期之后,莫言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坚持这 首诗是讽刺,但他承认诗中所谓的“黑马”,是指那些“假愤青”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我们知道,当时在网络上顶着风险公开批评的,正是莫言嘲笑为“窜稀”(拉 屎、拉肚子的意思,北方的骂人方言)的“公知”。退一万步来说,我们相信莫言说的是实话,“为文蔑视左右党”,相信他不仅讨厌自由派公知之“右党”,也反 感“左党”,内心暗藏嘲讽的小小冲动,那么,比较起对“公知”的公然蔑视,嘲讽未免显得过于隐晦,十分的小心翼翼、左顾右盼,给自己留足了可以全身而退、 比正常要多一百倍的安全空间。不过,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旦嘲讽隐晦到了连“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都无法窥见个中的微言大义,反而给自己带来无 穷的麻烦,要想不被误读,也难。

莫言的作品的确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流作品,虽然他的文学风格见仁见智。在莫言的作品里,他写自己的 家乡高密,以农村的原始力量和农民的深层欲望来挑战人间的既成秩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文字之中有一些颠覆性,比如说《蛙》对计划生育政策有明显的控诉,他 是具有一定现实批判精神的作家。问题是,他的作品与他的某些政治表现为何如此判若两人?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莫言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莫言,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莫言自己坦承:“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这 样一种人格分裂的现象,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也是当下中国普遍的精神症状。每个人都不能幸免。李安在谈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说,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头老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莫言”,代表着怯弱、恐惧和双重人格。我承认,我的内心也有一个“莫言”,虽然我经常与“他”悄 悄地搏斗。

当然有错的首先不是莫言,而是造成他人格分裂的环境本身。但“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状态。与其说是讨伐“莫言”,不如说是讨伐我们内心的黑暗,拯救自己的灵魂。

两种丧失底线的知识分子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最令人担忧的是,是各种底线不断被突破。从精神现象来说,丧失底线的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价值虚无主义者,另一种是犬儒主义者。

如 今在作家、文人和知识圈里面,价值虚无主义已经相当泛滥。讲什么话、做什么事,可以不问是非善恶,只要好玩、有利益可图就可以了,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 待当下。谁一本正经,太认真,谁就为世人不容。这股价值虚无主义之风在文学界尤甚。回想上世纪80年代,站在思想解放最前沿的,代表着国家和民族良心的, 不是别人,正是作家群体。巴金在《随想录》中对“文革”的深切反思、对自我的真诚忏悔,曾经震撼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曾几何时,良知的重负被不少知识分 子轻轻地放下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思潮是从王朔开始的,他的“躲避崇高”式的讽刺挖苦,将传统意识形态的荒谬解构了,同时也将启蒙所代表的正面价值也一并给 灭了,因为在他看来通通都是虚妄的宏大叙事。谁都不要谈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流氓是不问价值,不讲底线的,在乎的只是利益,以及小圈子的义。

2005 年,我所在的研究所作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实证抽样调查,有一个问题是问受访对象,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居然有将近六 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意味着价值虚无主义危机之严重,许多涉及到基本的道德伦理,包括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伦理,过去属于“天地良心”的常识,到了今 天反而说不清楚了,什么做不得的那条底线不见了,于是各种毒馒头、毒牛奶,毒胶囊都出来了,政治伦理之是非也变得模糊,底线被一破再破。

第 二种是犬儒主义。知识的犬儒通常都是很智慧的,有自己的价值观,是一个明白人,只是外面的世界太黑暗,自我的挣扎也很无奈,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随波逐 流,顺应世俗。他们在私下聊天时比谁都明白,但一旦坐在某个位置上,就非常清楚屁股决定脑袋、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曾经发表文章,尖 锐批评中国顶尖高校的年轻精英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智商极高,比任何人都愤世嫉俗,但在现实生活中,比谁都能积极主动适应体制,而且懂得在这个 体制里,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

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价值虚无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还真的不算少数,甚至已经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之下,“文革”再来一次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我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次政治运动之中,在知识分子内部,积极表现的是少数人,而 勇敢抗拒的也不多,大概各占10%,而其余80%的人,都是随大流。不少人内心很明白,但是太软弱,该守的没有守住。也有些知识分子,连底线的意识都没 有。中国历次运动的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

坚守底线,抵制平庸的恶

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集权主义的社 会根源之一是平庸的恶。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虽然不是坏人,却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底线原则,绝对地服从上司的命令跟着作恶,这就是平庸的恶。我上面谈到的那 些丧失了底线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价值虚无主义者,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犬儒,公正地说,都算不上什么“平庸的恶”,只是“平庸的乡愿”。所谓“平庸的 乡愿”,就是不主动作恶,但恶来了也不拒绝,他们对待恶的态度,乃是所谓的“三不主义”:“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一切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平庸的 乡愿”没有直接的危害,不该受到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制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在道德上和舆论上也拥有不受批评的豁免权呢?这就要看是否涉及到底线。如果没有涉 及到底线,我们都应该有足够的宽容,但一旦触及到底线,没有谁可以用“宽容”来作自我辩护。特别是公众人物,需要担当更多的道德责任,因为权利和责任是相 等的,既然拥有常人不具备的优势地位,那么就应该比一般人承担更高的道德要求,承受更多的舆论批评,哪怕属于合理范围内的失真,也是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 价。

儒家讲“知行合一”,重要的不是你的言,而是你的行。儒家也特别强调身教,要通过你的人格、行动、道德实践来感召周围的人。今 天这个时代似乎知与行分离了,虽然我们不以言废人、也不以人废言,但作为公众人物,不仅要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也要以自己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来证明自己, 经得起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批评。

孔子认为有两种人: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狂者是勇士,是能够放下身家性命与黑暗势力斗争的人;狷者没有这么大的勇气,他只守住了底线,有所不为。要做一个狂者很难,道德要求太高了,但狷者的有所不为,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做到的。这就是正派人。

在 有些情况下,你要有所不为也很难,上面的压力很大,非做不可,这可以理解,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人主动猜测上面的意图,层层加码,上面的保险系数是1,到了下面便是10。在不用付代价、或者只要付很小代价的情况下,都守不住底线。在这个有各种压力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活得很无奈,难免有违心之举。然而,社 会毕竟在进步,体制也比过去松动许多。虽然我们无法在许多公共正义的问题上挺身而出“有所作为”,但低调的“有所不为”不仅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每个人 内心都有一条价值底线,守住了这条底线,不与邪恶为伍,其实不要求你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守住的却是自己的人格尊严。假如有更多的人自觉地守护一己之价值底 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邪恶就不会如此猖獗,文革的复辟也就失去了社会基础。

今天许多人都在抱怨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们就是 体制的一部分,因为不管你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体制已经内化为我们不自觉的灵魂,所以它才能大行其道。一个人究竟是身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并不重要。不能 以为在体制外就天生光荣、一尘不染,而体制内必定是黑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有,在体制外用体制的方式思维、行事的,也有得是。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底线意 识。重要的不是你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能不能在一些事情上做到有所不为。

村上春树2009年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时候,发表过 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我 们需要一场像上世纪80年代巴金老人所发起的灵魂拷问,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标志不是GDP,而是每一个国民有人格的尊严。

我很欣赏崔卫平教授说的这段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中国的未来取 决于我们每一个人要力所能及地坚守底线,学会对邪恶和无聊说NO。“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蜡烛”,这个蜡烛就是内心的蜡烛,对内心信仰和底线的坚守, 以及力所能及的实践。

(周筱赟 实习生 赵良美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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