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  2013-04-28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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