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春运和“创伤疗法”

  ·  2013-02-04

动物迁移是自然界中诡异的现象之一。帝王蝴蝶的超大数量迁徙,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的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的超长途飞越,总数曾达到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的转场运动,都已创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

在诸多影像记录中,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驯鹿的事迹:近18万头驯鹿,每年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而后,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场面气势恢宏,惊心动魄。

但所有这些伟大的长征,大概都无法跟人类的纪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的迁徙,已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 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8亿,总流量超过34亿人次,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刻写了地球生物史的巅峰纪录。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在规模、勇气和温顺程度上与中国人媲美。面对捕猎者铁道部制造的购票障碍、昂贵票价、极度拥挤的运载空间,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苦,他们毫无畏惧、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觅食区(大都市)和繁殖区(故土)之间,制造跨越空间的生命奇迹。

不仅如此,这场大迁徙还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人类拥有战胜旅途困境的智慧与机巧。今年流行的“春运神器”,除原始的手推车、小马扎、涂料桶、蛇皮袋、扁担和旧报纸,又出现各种更新换代版,其中被媒体和网民大肆追捧的,有“硬座宝”“鸵鸟枕头”“大腿枕”“贪睡支架”“车颈枕”“箱包防丢器”“携带型集尿袋”“开道惨叫鸡”“拒踩铆钉鞋”“充电宝”“迷你麻将”及“抢票软件”等。所有这些发明物形成一条粗大的界线,对中国农民工与迁徙性动物,做出了深刻的人类学分野。既然无力改变恶劣的春运体制,返乡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以适应严酷的长途跋涉。

在这些“春运神器”中,有两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大腿枕”,该枕头以特种海绵制成,其手感模仿人体皮肤及肌肉,甚至还有微隆的肚腩;另一神器叫作“鸵鸟枕”,其形状犹如一个臃肿的头套,可以用来遮光与隔音,该设计借用了“鸵鸟策略”的原理——一头扎进沙堆,以为自己看不到对方,而对方也就无法发现自己。这是农民工自我安慰的工具,从无法改变的严酷现实中,它搭建出一个临时而微小的乌托邦空间。

撇开社会学家所称的外部迁徙动因,我们要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精神春药”在推动“中国驯鹿”——农民工的周期性返乡运动?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语,但正是“大腿枕”和“鸵鸟枕”揭示出中国春运的本性。它是一种声势浩大的乡愁,寄寓着底层劳动者对于故土、亲属、旧友的思念,并由这种思念而寻求团聚与重逢。在这样的文化诉求里,还应当包括对于所有过去生活痕迹的周期性缅怀。导致这种乡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对未来的迷惘和对现实的焦虑。鉴于东西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落差,落后、破败、萧条和资源短缺的故土无法承受他们的未来梦想;只有到东部发达城市谋生,才能获取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空间。而基于户籍制度的限定,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设者却无法成为新家园的主人,于是他们只能在两地之间狂奔,以搬运一个关于“家园”的文化幻觉。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春晕”,也即一次农历新年期间的自我电击,可以将其视为最剧烈的创伤疗法。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成为东部都市的未来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他们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回家运动就将永不停息。

深藏在这场空间运动背后的是时间的悲剧。拥有漫长历史的乡村,正在面临土壤贫瘠、人口流失、村社瓦解、资源殆尽的终局。就跟玛雅人的寓言一样,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变局,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惟一出路,似乎只能是告别乡村,走向“城镇化”的未来,通过无数小城镇的崛起,终结长途迁徙的理由。如果这个变革能给农民带来真实利益,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剧,我们就能指望“春运”成为一个可笑的历史陈词。

来源:《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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