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妓女爱国

  ·  2012-12-29

“爱国”常常不仅是一种主义,也是一门生意。在五四运动后,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不仅影响到知识分子,甚至也波及了最善于观察男人颜色的妓女。据沪上小报《晶报》1919年的报道,有个名妓因不会读书,不熟悉“爱国”、“同胞”等新名词,竟至门庭冷落。那一年的5月9日是“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上海妓院关门,停业一天以志纪念,妓女们宣称只用国货;一个月后妓院再次停业,妓女和全体市民一起参加罢课罢工罢市活动。名妓们宣布组成青楼救国团,她们的敬告都只谈国家大事,一般还加上“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之类的开场白。

那正是一个新旧文化与新旧道德交替之际,妓女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还不像后来那样被看作怜悯的对象和耻辱的象征——至少名妓是这样。在辛亥革命前后,去找妓女仍像传统时代那样被视为是一种社交活动而非见不得人的勾当,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就曾说过:“革命的人喜欢嫖妓、宿娼的人多到不胜枚举。”事实上可以说,革命者与妓女都属于清末的社会边缘人物——“江洋大盗”与“风尘女子”;而当前者的话语逐渐成为新社会的支配语言,由于那时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还不多,因而最早运用这些时髦新名词的倒是这对局势最敏感的青楼中人。如果不懂“爱国”,连妓女也会没生意,这本身也至少表明,那时的人逛妓院并不只是出于对性的低级趣味。

妓女也须爱国——对娼妓这个行业来说并不是一项传统要求,晚清时国家衰亡,也未见那时的名妓有谁曾就此振臂疾呼。这固然是因为甲午、辛丑两次惨败之后国族话语急剧升温而导致的泛政治化,但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受到我们最讨厌的东邻日本的影响(尤其考虑到当时的不少革命者和新文化人都有东渡扶桑的经历),因为就“爱国”时表现出的举国一致而言,日本的妓女至少比她们中国的姐妹领先一步。

江户幕府时代,卖淫是政府垄断的行业——这至少可追溯到丰臣秀吉,他同意设立严格管制的花柳街来恢复京都的繁荣,而这也确实能给政府贡献巨大的利益,日本妓女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因而传统上就比其中国同类要紧密得多。明治维新初期,新政府讨伐拥护幕府的会津藩,军费支出五万日圆,大多来自新吉原花柳街的各家妓楼。1874年征台的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几乎实现全国动员,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要为国出力,到二十年后的甲午战争,这种总动员的气氛更趋于狂热。中日开战后,“娼妓作为国民的一员在国内掀起了为战争捐献的热潮,一些娼妓将多年积攒的储蓄自愿献给国家支援战争。在远征军集结的地方,云集了来自日本各地、自愿为士兵提供服务的娼妓。娼妓业主趁机大发战争财,募集了大量生活贫困的妇女加入军妓的行列。当时娼妓与妓楼的契约所得金增长到普通妓月薪15圆,美人妓月薪30圆的行情。旅顺口攻陷后,第一师团征集新宿十二家大妓楼的‘奉公女’前往慰问。”(《清日战争》)

鼓动妓女捐钱或献身以“奉公为国”,而妓院也借此之机大发横财,因为战争期间妓女薪水看涨,其结果是“日清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花柳界的大繁荣”(同上书)。前些年右翼学者秦郁彦和藤冈信胜宣称慰安妇都是职业妓女,说她们挣的钱比日本帝国陆军的将军还多,约为光顾她们的士兵所得薪水的100倍;秦郁彦还声称她们的工作是“高风险,高收益”——这番激起愤怒的言论,其立论基础就在这一历史渊源。当然,在二战期间,即便是自愿“奉公”的日本职业妓女(更不必说被强征的了)也没有如此幸运,因为那时“爱国”已经不是一门生意,而变成了一种义务乃至一种强迫。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即使在日本殖民地的妓女也被要求为帝国出力,表现出爱“国”意识。1937年9月,台北妓女被组织起来义演,“欲募集日支事变关系,皇军将士慰问金”,而且“诸姐妹花(女给军)日昨由其支配人林瑞火君领导之下,特往神社参拜祈皇军武运长久”。

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妓女的“爱国”常常是被要求作为国民的一员捐钱出力乃至“劳军”,中国的妓女虽然也有捐资,但通常并不是政府系统组织的结果,而更多地表现为自发组织“青楼救国团”或抵制行动——实际上,除去她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来看,这些中国妓女的表现和从事其他生意的商人没多大差别。

两者最大的不同,或许在于那种“耻辱”意识。近代日本妓业之繁盛,可谓空前绝后。日本从江户幕府时就把卖淫看作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因素——那时的《经济要录》卷十一记载,没有娼妓,码头港口就不会繁荣。到19世纪末,日本妓业雇佣的妇女之多,仅次于纺织业;为缓解地方贫困,1884年前后九州一些地方竟向日本政府提出《输出娼妓的请求书》。过剩的娼妓涌向欧美、中国、南洋(电影《望乡》描述的就是流落到婆罗洲八打根的日本妓女)等地,接收台湾之初(1896.4-1897.1)赴台的3,860名日本女性中竟有高达70%是从事卖春者。晚清时上海的《点石斋画报》讽刺日本妇女结队来华,“在上海开妓馆,以及设茶楼为妓馆者,几乎遍地都是,尽人调戏,全不知羞耻”。抗战时甚至在石家庄、海拉尔这样的中小城市中居住的日本妇女也大多从事妓业,以至于孤岛时期上海流传甚广的一句话说,“大英帝国扩张势力的先锋是军旗,法兰西的先锋是教士,日本帝国的先锋则是娼妓。”

日本也很在意国家脸面。1873年日本领事馆在上海成立时就颁布规则,强调居留民不要做有辱国家脸面的事。当时有个日本人佐藤官次上海“大世界”作吃生鸡和生蛇的表演,结果驻沪日本领事以其有辱日本国体为名,将之监禁数日;他们也很注重着装,因为那时工部局嫌日本人粗俗且喧哗,以至于在虹口公园贴出日文告示:“日本国民除了西装革履或日本礼服外,将不允许进入公园。”可说也奇怪,他们似乎并不担心从事卖春的日本妓女会让人看低日本的国体。相比起来倒是西方人会在意这一面子,1930年代工部局对上海娼妓业的一份调查报告就不满地指出,俄国“白种女人像混迹于当地下层社会的妓女一样丧尽廉耻的行为,使西方国家在东方的声誉深受打击。”——他们在意的不是国家脸面,而是种族的面子。

五四时中国妓女的“爱国”话语中,其行为则更带有政治性。当时的上海名妓宣布不再招待日本嫖客,并在门外取下彩旗,换上黑色布告牌,呼吁非暴力抵抗。她专针对日本,无疑是因为日本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当然,妓女的反日爱国也是一种商业定位,未必要当真,当“爱国”与“生意”发生冲突时,则还是生意更重要。 1921年芥川龙之助到上海,就发现一些茶馆附近有大量上海妓女,一看到日本人来就说着“anata(你)”围上来。

传统上的中国妓女也有不爱接待异族客人的,但那却不是因为爱国和种族话语,而纯是因为文化隔阂和社会地位问题。晚唐诗人崔涯曾写一个扬州妓女“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纯为讥其贪财图利;晚清时愿意接待西方客人的咸水妹也地位低下,1860年出版的《海陬冶游录》嘲讽她们“绝无佳者……舆隶见之,皆掩鼻过矣”,一般的上海名妓自恃身份,都不肯接西方客人。所以《鹿鼎记》末尾韦小宝问其母韦春花自己父亲是谁,回答是五族皆有可能,但问到有没有外国鬼子时,她却大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这位清代初年的扬州妓女不但有了五族共和观念,兼且颇具民族主义思想。

然而不管她们爱不爱国,是不是真的爱,渐渐地都不再是问题,因为妓女本身逐渐被视为一个问题——她们的身体就是国家和民族耻辱的象征。1905年6月,驻旧金山的大清总领事颁布条例,禁止当地华人参与组织旅游和其他几种公共行为:任何华人导游不得向西方人展示裹足的中国妇女、大烟馆和妓院;任何华人妇女不得在剧场里吸烟;华人无论男女上街都要穿袜子。这里列举的几点或是陋俗、或是不得体举止,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把妓院也视作可能有辱国家脸面的一个“后台”。相比起来,民国时居沪数十年的美国记者卡尔·克劳曾说,到中国的美国人中,“大多数游客对肮脏的事情怀有病态的好奇心”,他们去日本的话十个有九个想去看吉原等妓馆所在地,而日本人似乎并不设法阻止。

在新文化、新道德的眼光下,妓院逐渐不再被视为是一个社交场所,相反,它代表着中国肮脏和见不得人的阴暗一面,因而有必要隐藏起来。而妓女则“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贺萧《危险的愉悦》)。她们的身体是病态的、不卫生的、任人践踏的,本身就象征着中国虚弱的标志,卖淫嫖娼则是社会腐败堕落的表征,与其他陋俗一样有待扫清。一个经常出现的论点是: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而如果不能治愈这一病态的身体、拯救其病态的灵魂及灭绝这个罪恶的行业,国家就不能获得新生。

这些话语的背后是对身体和灵魂的彻底改造:从此之后,妓女如要爱国,将不再只是发表宣言这么简单,而将意味着她们不可能继续当一个妓女。概言之,她们不能既爱国又是妓女。因为,这个新意识形态需要新国家和新人,而妓女,正被认为是妇女中受压迫和自身罪恶最深重的、其身体和灵魂都有待双重拯救的个人,如不经脱胎换骨将没有资格在这个新社会中存在下去。当然,不止是她们,事实上是所有人都接到了国家提出的这个全新要求。

* 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阅想网立场。 * 转载请注明来源及网址,并署名作者。阅想网感谢您对独立网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版权的尊重。

最新文章

  • N/A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