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中国Me Too运动中的性权力与性政治

  ·  2018-07-31

邓聿文 为FT中文网撰稿

兴起于美国的Me Too运动意外在中国起了波澜,随着网上一些女性举报自己曾经遭受的性侵或性骚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主要存在于政界和商界的此类事情竟然在高校、公益圈、“公知”圈、媒体等相对“干净”的行业也很普遍。

不过,任何事情传到中国,也就带有“中国特色”,一些人称之变了味。从舆论场对女性举报的不同反应和对Me Too运动的争论来看,跟以往在诸多事情上的做法一样,人们喜欢站队划界,以立场来评价事情。即使同是“公知”圈,立场激进者和立场温和者对具体人事的品评就截然不同。此外,“公知”圈本来就在政府打压下艰难生存,但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陷入性丑闻,面对一些极左的拍手称快以及对整个“公知”圈的诬蔑,不同人的选择也不一样。

尽管Me Too运动带来了类似问题,但我认为,在评价这一运动时,不能只站在男性立场或“公知”圈的角度,考虑中国的具体国情,至少它在现阶段多少能促进社会的女权意识提高,有助于帮助那些遭受过性侵或性骚扰的女性维护自身权益,降低未来此类事情的发生概率。

中国女性在社会的弱者地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当然是权力,尤其是公权力。但对权力需要做宽泛意义的理解,它不仅仅指上对下的领导与被领导权,也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优势地位或资源强制要求女性服从的权力。就后一点来说,权力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优势地位或资源,二是强制性。如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构成了后者意义上的权力。教师和学生虽不是上下级,但在一定程度上,前者可以决定后者的毕业论文、工作好坏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教师向学生索求性服务时,学生虽不情愿但为了前途也可能同意。

除权力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也特别不利于女性。孔子曾说“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也”,把妇女和小人放在一起对待,对女性的轻视不言而喻。虽然中国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妇女革命,在很多家庭,妻子地位高于丈夫,但如果从社会观察,女性受歧视的现象并未有本质改观。例如从职场来看,尽管女性就业比例很高,能力也不亚于男性,但她们多数处于普通岗位,越往上,层级越高,女性升迁之路越难,关键部门和领导层级,基本被男性占据。这在政界特别明显。女性领导人在中国很稀有。

因此,说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权社会,不会有错。这就使得女性更易受到性侵害。而在过去,当女性遭受性侵或性骚扰后,要维权是要付出包括名誉在内的很大成本的,故许多女性的理性选择就是忍。但Me Too运动让她们得到了社会的舆论和道义支持,这虽然不大可能改变她们的生存环境,但会改变她们的心态,减少其维权成本,使她们将来遭受男性侵害时,有勇气抗争。同时对男性来说,Me Too运动也是无形之鞭,一旦他对女性实施性侵或搔扰的行为被受害者公开,后果也将很严重,这可以减少侵害行为的发生,对社会整体道德有所净化。

当然,一些人关注和支持 Me Too运动,是把它看作一场社会运动的。他们希望Me Too运动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向权力阶层蔓延,引发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裂变。舆论对Me Too运动有关道德中心主义还是法律中心主义之争,就是基于Me Too运动是一次社会运动的假设。

但很可能这是一个误判。社会运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参与人士众多,线上线下共同推进,且对社会已经产生了不小影响和作用。虽然Me Too运动这段时间在舆论场声势浩大,超过了疫苗问题受到的关注,看似具有社会运动的特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仅仅是网上的一场舆论风暴而已,虽然对个别人的社会声誉产生了不利影响,但从网上到网下,不仅仅是运动形态的转换这么简单。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有女性受害者向警方举报央视主持人朱军性侵后,警察并未立案。虽然不清楚警察不立案的原因,但普遍猜测不会是他作为主持人的知名度,而是其身上的“政协委员”身份起了保护作用。换言之,朱军是属于“体制内”的知名人士,虽然他被指控的事实在旁观者看来严重,然而比起虽有知名度但在体制外的“公知”圈的人士来,前者受到了体制保护。所以有关他性侵的帖子和新闻很快会被删除。

有鉴于此,多数人并不真正看好Me Too运动之风能够刮向权力层。因为当体制明白Me Too运动的背后目的时,根据经验,当局将会对运动进行干预和打压,就像对待其他的社会抗争和运动一样。而如果火烧不上权力层,Me Too运动的意义就是有限的。

这个看法大体是准确的。这里涉及所谓性权力和性政治的问题。前面对权力的概念进行了宽泛定义,但在中国,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性资源的最大获益者是权力层即政界,其次是商界,学术、媒体、公益圈虽然也是男权世界,但相对前两者尤其政界,其男女权力的差距不是很大,女性受害者举报男性侵害者的成本也相对要低,这是为什么Me Too运动最先在这些圈子爆发的原因。可在政界,女性受害者要举报某个加害者,付出的成本无疑要大得多。

为什么在政商界广泛存在着性权力和性政治的市场?还是要回到权力和性的社会性质。权力是一种让人臣服的力量,而性权力是获取和拥有性这种资源的力量。性于人不但是一种原始欲望和本能需求,亦具有社会性,让一个人用性服务“自己”,不但显示掌权者享有了性,更显示这是一种服从和被服从的权力关系。所以,获取和拥有性资源,往往被看作权力的标志之一。对一些掌权者而言,同时拥有几个情人或性对象,并不只出于追求肉体刺激,更是要体味权力带来的占有快感,这种快感有时大于单纯的感官享受。此乃性权力的本质。

正如权力一样,性权力也不分性别,女性掌权者同样有男宠,只是现实中男人掌权者占优,才显示好像性权力专属男人。但有一点也提请注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交换原则侵入社会和政治领域,性权力的表现形式和自愿程度还是有差异。简单地说,虽然现实中许多男女性关系的发生不是出于你情我愿(因此才会有Me Too),然而,也有相当部分女性利用自己的“性”去和权力阶层的某个人去做交换以取得利益。这同样也不必否认的。这样,以交换为目的的性政治市场也就形成。

有权力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性政治,但在中国性政治尤其普遍。因为中国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式的,而且只受自上而下的约束,不受自下而上的监督,同时权力缺乏竞争,这就使得高层权力为确保统治权,必然会放松对其他权力主体的约束,事实上也的确监督不过来,否则就没人替高层权力守土干活。所以,允许权力阶层存在性权力和性政治,释放原始欲望,实际上是对权力主体的激励机制。

当然,从主观看,允许性权力和性政治市场的存在,并非是有意放纵,而是把它控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以免引起社会反感。然而,由于监督机制的失灵,实际的结果是放纵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个贪官倒台后,都会牵出多少情人来。

由此也可知,那些心底想从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性问题入手,借助Me Too运动撬动中国社会板块尤其是政治的人,体制不会不明了他们的意图,因而会阻断Me Too运动演化成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

尽管Me Too运动不可能深入政治领域,也无法改变中国社会深厚的男权结构和女性弱势状况,但在社会已经形成这种氛围的情况下,对政商界的个人还是会产生一些约束力的。这场运动真正触及的是知识阶层,总的来说,应对它持肯定态度。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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