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尊重弱者是做一个强者的基本条件

  ·  2018-07-29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 为FT中文网撰稿

这个有点啰嗦的标题自然是不需要论证的,孔子的一句“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使得所有的论证都显得多余。我显然也不是要论证“柔弱胜刚强”之类的辩证法命题,而只是想直白地重申一个常识。在一个常年奉行权力至上的国家,许多常识早已被磨灭,需要不断重申。

一个基本误解是权力越大的人越强,权力大到摧毁一切规则的人最强,遵守规则反而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但常识应该是,倚仗权力胡作非为、没有底线的人貌似强大,实际上自身必定是一个弱者,如同一个被宫女们包围的太监一样。“欺软怕硬”这个成语描述用在许多国人身上都合适——对下属是一种态度、对上级是截然另一种态度,这样的人实在见得太多,因为“欺软”和“怕硬”实际上是同一类人,欺软者必然怕硬。欺软的人在弱者面前显得很“强大”,但在比他更强大的人面前必然露怯,因为他之所以要欺软,表明他的哲学是无底线的利益最大化,而同样的哲学要求他在更强者面前无底线退缩。大抵人不论天生多么强大,终究是脆弱和软弱的,是道德勇气让我们变得强大。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杀人无数的成吉思汗够强,但是他肯定没有孔子那种强大。遵守底线非但不是懦弱,而是强大和勇敢的标志。

不幸但很正常的是,无处不在的权力文化也侵染了中国的公益圈和“公知”圈。最近掀起的Me Too“风暴”揭露了这些圈内存在的性骚扰甚至性侵行为,其中有的令人触目惊心。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无论是批评政府还是推动公益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公知”和公益人无疑是强者和勇者,但是其中某些人对待异姓的行为却对其人格和道德勇气打了很大的折扣,使他们从强者变回弱者。虽然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已有各种“阴谋论”猜测,但是即便这些猜测为真,它对于清理“公知”圈和公益圈的权力文化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这么说可能会引发诸多的反感和不快——官场和商界比此黑得多,为什么不从他们开始?是不是另一种欺软怕硬、柿子拣软的捏?谁都不是上帝,只要是人,谁没有七情六欲,为何求全责备?……这些抱怨都不构成“公知”和公益人拒绝反思的理由,因为祸害中国的权力文化正是我们希望改变的;虽然我从不认同“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不怎么样还批评别人?”的逻辑,也绝不会认可“公知”圈和公益圈一片漆黑的判断,但我确实认为有必要革除权力文化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残余,才能真正有效地改造这个国家和社会。去掉这些陋习不会削弱中国“公知”和公益人,而只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

这里要区分至少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标准的利用优势权力资源侵犯女性(未必限于女性,这里只是针对绝大多数情况而简化了指称)。这种情况和官场、商界、演艺圈的利益交换性质一样,判断也很简单。公益圈尤其是“公知”圈的权力资源优势很有限,面临的可见与不可见的风险却很大,因而这两个圈子其实是很弱势的,但再弱势的边边角角也会存在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并不能排除滥用有限资源优势的可能性。有人说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不平等,老师掌握成绩、保送和工作机会等方面的资源是滋生性侵的土壤,20年前自杀的北大女生即为一例。这种情况肯定存在,不过从我执教近20年的个人体会看,即便混上个一官半职,老师这点可怜的“资源”也实在太寒酸;连这点资源也要充分利用的人,只能说是太可怜了,就不值得再评价了。总的来说,高校实现反性骚扰不应该太难,建立适当的学生教育、心理咨询和举报机制即可构成有效的威慑。防止权力型性腐败的根本在于监督和制约权力,而这对于高校这样权力有限的场所来说不难实现。

“公知”和公益人没有多少权力资源,但正是他们的相对弱势赋予其可观的道德资源和社会名望,自然也就容易成为吸引异性的一种资源。如果建立在相互尊重、自由自愿的基础上,这种关系当然没有问题。但可能因为环境的压抑、法治的缺失、权力文化的感染和这种文化对女性的习惯性不尊重,“公知”公益圈闯出来的“英雄”难免会人格膨胀,产生一种自大自恋的情结,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至少老子不容易,泡个妞是理所应当的奖励”)、“女性喜欢我是天经地义”、“她之所以拒绝只是因为害羞”……进而产生出格的言论或行动。这当然是一种自我认知的错位、人格自信的泡沫,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弱者心态。真正的自信当然不会建立在不尊重甚至不想知道他人意愿的基础上,那种放任自我漂浮在空中的感觉不会很踏实;飘得越高,只会摔得越惨。不如恢复正常的自我认知,挤掉自信泡沫、回到人性地面,以平等地位看待和对待他人,你才是一个扳不倒的强者。

我在“公知”公益圈见过真正的强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脚踏实地、谦虚低调的人。昨晚见到郑州维权抗拆的普法者贾灵敏老师,今年5月刚从监狱出来,服刑期间多次拒绝悔过减刑,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公民维权楷模。前几天,因举牌“官员财产公示”、组织随迁子女维权而入狱的许志永博士发表了“远方的四年”,讲述了他在看守所如何从容应答讯问、拒绝服从有辱人格的纪律、让侮辱虐待他的警察羞愧道歉、在法庭上和律师一致保持沉默等种种经历……这才是真正的强者所应有的作为,而他平时是很谨慎低调的。如果中国幸运的话,他们代表了未来“公知”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方向。

我不是说“公知”和公益人都要像他们那样达到不顾个人自由安危的境界,但平实、自律、尊重、拒绝膨胀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那样会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我希望Me Too运动也能给予这种机会,因为大家毕竟“在一条船上”,Me Too的许多推动者本身就属于“公知”或公益这个圈子。即便某些指控是事实,我仍然相信其中至少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强者;他们加入这个高风险行业,并不是为了贪图高度不确定的名利,而是真诚地为了推动国家进步,而且确实做出了各自的贡献。贡献不能抵消不当言行带来的后果,但是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否则我不认为这种言行是一个恶毒罪犯刻意为之,而是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环境下,女权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结果。Me Too运动很及时,全体国人——包括绝大多数女性自己——需要对女性权利补课,但是我也确实不愿意看到“公知”公益圈撕裂的两败俱伤的结果。之前发生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权利和尊重意识淡薄、异性交往规则不明晰、男性对女性的感受不知道不在意等因素造成。如果女权启蒙运动顺利推进下去,各方对自己的权利边界形成了足够清醒的认识,这个社会的风气应该会有本质性改变。到那个时候还有人“屡教不改”,舆论和法纪的责罚也就不会产生现在这么大争论。

其实,被忽视的不仅是女权。由于中国曾经(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管制而非契约社会,人和人之间没有自由交往,自然也就没有形成自由交往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国人普遍不太在意他人的权利和感受,短视狭隘的利己主义盛行。譬如不经他人同意而在包间里抽烟的现象在今天仍不少见,即便和女士一起吃饭也不例外,而女士们似乎也不好意思反对。这当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它在性质上也是一种未经同意(或自我假设对方不会甚至不应介意)的“骚扰”。这类现象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契约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还没有形成契约的习惯。这个习惯很简单,就是做什么事之前都要保证获得对方的自愿同意。在尊重意识被唤醒之后,中国“公知”和公益人应该会做到,因为这也正是他们想要建立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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