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元豪:民主内战,如何讲理?

  ·  2018-03-13

本文转自“联合早报网”,原文最初刊载于“中时电子报”

作者:廖元豪

从台湾解严至今,政治冲突与社会对立从未停止。在解严当下,我们都相信,民主国家不怕对立与冲突,因为民主程序可以化解冲突,调和对立,让不同的利益与声音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求取平衡。然而,在民主化30年之后,我们却在最近发现对立只有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无法调和。之前是双方互砍铜像,现在是相互泼漆。明明台湾的言论环境超级自由,各种意见都可以透过合法不伤人的方式表达,为什么还要这样激烈?无论是电视或网络的意见,都远较10年前更多样、多量,可是相互攻讦的刻薄与恨意,却超过沟通谅解。这是怎么回事?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年轻世代。美国青年近年来的抗争模式愈发激烈。而自从特朗普当选后,各个号称“自由派”的大学,更是陆续发生在校园里杯葛“保守派”人士演说发言,甚至以暴力方式攻击,造成误伤。为什么连以往最支持言论自由、少数发声的“自由派”现在却如此无法容忍呢?如果在自由派为主的校园,就可以镇压保守派的话语,完全遏止他们发声,那在保守派为主的场域里,是否也可以做同样的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这是不同时代理解世界的模式与方法所致。他自己在1980年代走入成年。在那个时代,“共识”是:相互对抗的部落主义是人性的一部分,但人类发展的自由民主体系现在已经超越部落主义。理性、同情、妥协可以克制粗鲁的暴力,而且在那个年代,人们“假设”大家虽有许多差异,但都想追求相同目标(社会不平等,但大家都希望经济阶级流动;种族主义尚存,但多数人共识是我们应该以个人能力而非肤色判断)。在这种思维下,一切的差异与对立被认为是“错误”。而“错误论”认为社会问题出在无能或错误,而非恶意,因此可藉由理性和辩论来纠正错误,找出正确的方向。

然而19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青年,是用不同的态度来看世界的。种族问题被看成是纯粹的结构压迫,理性更被“观点─位置”论所取代。人们不问理由,而是问你到底是白人男性、黑人女性,或跨性别的墨西哥裔人…身份决定了观点与论点。个人理性几乎全被化约为群体身份认同。社会当然就是各个部落对战。这就是所谓的“冲突论”。在“冲突论”之下,社会问题不是出于错误,而是压迫与恶意。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只剩下一个:打倒压迫者!而热情当然远比理性重要,因为热情才能动员力量,理性只会削弱热情行动的动机。

布鲁克斯认为,对于笃信“冲突论”的人,人类历史的正反两面镜子可以瞧瞧:一个是各国充满激情的革命(这是“打倒邪恶”的最高点了吧),从法国、俄国、中国,都是血流成河,你真的要吗?另一个则是看看美国先人留下来的宪政主义—或许我们讨厌律师,但法治总是美好的,它证明了我们真的可以克服部落主义与赤裸裸的权力。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解释台湾的冲突。布鲁克斯所说美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也是台湾刚刚解严时,多数民众(包括笔者)的乐观信仰。但到了今日,各方都只把“对方”当成敌人,把彼此的差异视为你死我活的内战,那当然无法沟通或妥协。要辩论、对话,也只会出现一堆硬拗的说词与羞辱对方的酸言酸语。因为这是战争,讲什么道理?嘴里冒出来的每一句话,键盘打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战”。你都不能看文字的表面意义,而要看看是谁说的,想想他背后有什么战略战术意义。在这里,没有“言论的自由市场”,因为言论只是作为子弹的代用品。30年前甫解严时,对民主自由的乐观,今日正面临严重的挑战。

(作者为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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