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两个甲子的中国戊戌年之辩

  ·  2018-03-09

这个戊戌年,普天同庆春节。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崛起的梦想,也更吸引全球艳羡、惊讶甚至有些嫉妒和不安的目光。而在120年前的戊戌年,康梁发起光绪皇帝支持的“戊戌变法”却功败垂成。当时,他们希望这场维新,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败因所及,有说是袁世凯告密的,有说是帝后矛盾所致的,有说康梁书生误国的。其实,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朝廷到李左张等汉族大员,已经尝试用西学之技救国多年,但并未触及老旧的皇权体制,而且民智未开。统治阶层的利益固化和精英分子的调和,决定了当时的中国无法实现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富国强兵目的。

康梁的失败,光绪皇帝的壮志未酬自然难逃悲剧命运。戊戌六君子尤其是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为120年前的“戊戌变法”留下了令人唏嘘的历史教本。

历史翻过了一页,120周年两个甲子,中国探索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一直未有停歇,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抵抗外敌入侵,国共两党内战,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转变——这一过程经过艰难险阻的弯路。中国的好时期是改革开放后,如今改革也步入了第40个年头。

从宏观的大历史看,中国迎来了新的盛世。一方面,纵向对比,中国历史有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历朝历代经历乱世到治世,基本是百年左右。从新朝所立到盛世,基本是70年左右。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盛世的关节点。另一方面,横向观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强国。尤其是经过危机周期后,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新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经济的最大贡献者。

传统秩序的代表者美国开始变得内向,从全球领导者开始侧重“美国优先”。不仅西方世界不能适应,全球还处在美国退场后的焦虑感。

从美国到欧洲,对中国威胁从经济实力的不安开始转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担忧。他们担忧中国彻底代替战后美国所树立的全球政治秩序,更害怕西方主导全球五个多世纪秩序权的旁落。从去年开始,美欧等西方世界不仅加大了对中国资本进入的限制,而且对西方跨国企业在华的经营相当敏感——特别是对在华跨国企业设立中共的党机构充满惊忧。

此外,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老欧洲国家,也批评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发展紧密的经贸关系,认为中国是在分化欧洲。美国对华更是直言不讳,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期出访拉丁美洲前,指责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列强”和“掠夺者”,警告拉丁美洲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此举被解读为美国对中国“侵入”美国后院的不安。上一次则是对欧洲列强,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罗提出了不允许欧洲列强染指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再到中国模式威胁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变化,也是中国实力逐渐增强或者说逐步崛起的过程。为了避免西方的误读,中国避免讲“崛起”而强调“和平发展”。尽管如此,西方世界依然对中国战略实力增强,赋以具有侵略性和贬义色彩的“锐实力”。

如果康梁生在今天,他们不知作何感想。时代不可假设,但中国式天干地支纪年法却在循环往复。今年的戊戌年,显然不是120年前的戊戌年所能比,但有三点值得关切。

首先,中国文明文化千古一系,汉字文化圈的影响力遍及东(南)亚,强盛起来的中国如何像古代那样让周边国家心向往之。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不合时宜,如何打造和周边国家的新型信任关系,值得中国深思。在经济向心力、文化感召力和地缘政治关系上,中国在区域内显然还不能和美国甚至日本相比。这就要求,在中国硬实力越来越强的现实下,戊戌年的中国上下应该在提升软实力上再下功夫。

其次,中国盛世历史上多次呈现,但总是“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如何摆脱这一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当年面对黄炎培的提问时,给出的答案是“民主”。中国实施怎样的民主,也有答案,那就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模式,如何超越西方式民主,依然需要中国砥砺实践。

其三,中国如何吸取西方教训,避免西方式的各种流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显然不是美国式“马歇尔计划”,相关国家依然采信。但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中国依然需要谦虚健身。譬如,美国对华“新帝国主义列强”“新殖民者”和“掠夺者”的说法,中国要用实际行动向当事国证明中国不是那样的。再如,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相处,还要尊重这些国家的习惯,不要像西方那样对中国造成伤害。譬如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品中对黑人造成的无心伤害,就会带来严重问题。

两个甲子的轮回,今年的戊戌年和“戊戌变法”的时候截然不同,中国不再有政治革命的流血以及积贫积弱的国家之恨,但是富起来的中国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警醒,戊戌年的居安思危依然是现实命题。

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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