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杰:“欧洲怀疑主义”和“最最愚蠢的事”

  ·  2018-03-06

作者:马俊杰(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副研究员)

彭博社的创始人迈克尔·布隆伯格最近对自己公司的职员受制于英国“脱欧”所带来的不便发表了看法,这些不便无关宏大的政治议程,而是具体到员工的个人生活,比如工作职位的调整,不能自由出入欧盟国家的可能,以及他们对英、美两国反移民情绪的担心等。他将矛头直指英国政府,称“脱欧”是除开选特朗普为美国总统之外“任何国家所能做的最最愚蠢的事”。要不是他最近提起,“脱欧”谈判很可能已经从国际新闻的头版销声匿迹了。然而,“脱欧”所代表的“欧洲怀疑主义”(Euroscepticism)却是实实在在的阴魂不散几十年。

一切还要从英国的战时首相丘吉尔说起。二战结束后,文采斐然的他发表演讲,认为欧洲为了“和平、安全和自由”,必须建成一个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欧罗巴合众国。但要实现这一目的,他提出的方法是德国和法国必须联合起来。如果说“英国过去五百年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确保欧洲大陆各国处于均势或者混乱”这句笑话不确,那么至少在丘吉尔看来,不管一个怎样的欧洲联盟计划都与英国无关,一道英吉利海峡扮演了防火墙的角色:欧洲大陆的繁荣或许与英国有关,而其混乱和衰败则完全是欧洲人自己的事儿。在奠定欧盟基础的《罗马条约》签订的时候,英国也只是派了个中层贸易官作为观察员列席。英国的“小九九”充满了势利和利益的算计,更或许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觉得德法几个世纪以来的新仇旧恨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可能性。而即使德法和解这个小概率事件真的发生了,英国也落得玉成其事的美名。一举两得,空口说白话还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正是英国从一开始的这种骑墙态度让耿直的法国人怀恨在心,在保守党当政的上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总统数次否决了英国加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申请,那时也是英国工党大发“欧洲怀疑主义”热病的时期;直到1973年,保守党终于遂愿带领英国成为后来欧盟的一员。而就在两年后,英国工党发起是否继续留在欧共体的全民公投:英国与欧盟的蜜月期短得可怜。英国时任工业大臣托尼·本恩(Tony Benn)一贯反对欧共体,他用当下我们熟悉的民粹主义调子说,“当英国人民发声的时候,所有人,包括议会的各位,都应该在人民的决定面前颤抖,而我也必将这样去接受这次公投的结果。”后来,他也确实颤抖着接受了留在欧共体的公投结果。在这次公投中为“留下”站台的撒切尔夫人在上台后有感于欧共体权力扩张的野心,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向,从而重新点燃了保守党反欧盟的热情。撒切尔夫人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本来作为自贸区建立起来的经济联盟使得德国和法国产生进一步走向一体化的意愿,而这无疑与英国的欧陆外交战略相悖。

柏林墙倒了,欧洲只有一个德国,而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的签订,欧洲走向经济联盟—单一市场,政治一体化也呼之欲出。托尼·布莱尔首相承诺进一步融入欧盟,并放言加入欧元区也不是不可能的。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欧元区危机的浮现,一向支持欧盟项目的布莱尔和戈登·布朗因欧元分道扬镳,英国保守党对持续深化的欧洲一体化开始公开唱衰和反对,《阿姆斯特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也成为他们泄愤的由头。保守党的卡梅隆上台后,党内反欧盟的声势日益浩大,直到去年6月一场“脱欧”公投,算是尘埃落定。就像所有的坏婚姻,结合时的迫不及待总会带来分开时的拖泥带水。一场旷日持久的“脱欧”谈判才刚刚开始。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是卢森堡首相,在这一职位上当政18年之久,成为欧盟成员国中任期最长的国家元首,也是深谙欧盟政治游戏规则的老手。作为最能契合各种财经媒体漫画专栏人物形象的欧盟最高官员,容克的个人特点并不明显,风趣幽默、和蔼可亲跟他扯不上什么关系,倒是言辞冷峻更符合他作为欧盟掌门人的位置。毕竟,作为布鲁塞尔多年来促成交易的资深专家,拆穿别人的虚张声势不能靠和蔼可亲和嬉皮笑脸。在他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伊始,有媒体评价他说,“如果有什么人能够代表’旧欧洲’以及造就现在这个有缺陷的欧元和欧盟宪章的各种权谋操作的话,那么这个人非容克莫属,他是信仰欧洲联邦的少数人之一。”面对这样的对手,同样不苟言笑且公众形象一贯尴尬而“端着”的特里莎·梅首相手中的筹码少得可怜。

在9月13日的欧盟国情咨文中,容克主席通过诸多提议为“脱欧”谈判的第一步打上了艰难的基调。他提出要强化欧盟的贸易议程,争夺“标准”的霸权,公开所有贸易谈判草案,设立新的投资筛查机构,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战略,创立新的网络信息安全机构,建立更有效的移民安置和管理体制,成立欧盟范围统一的工会组织,建立欧元区准入机制,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和货币联盟,抑制过度管制,探索泛欧盟的民主选举,进一步集中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权力。凡此种种都指向更加紧密的欧盟,一个只有一张面孔一个权威的欧盟。

“欧盟怀疑主义”由来已久,而现在又有了新的内涵。对东欧国家而言,作为欧盟财政资源的净接收国本来处于“占便宜”的状态。但随着越来越多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难民的涌入,而不得不重新权衡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利害。对西欧国家而言,以荷兰为例,十年前拒绝签署欧盟宪章的荷兰人很快签署了内容几乎一样的《里斯本条约》,而现在他们正在纠结要不要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同意欧盟进一步向巴尔干半岛扩大化,或者索性公投是否继续留在欧盟。不光富裕的国家在纠结,像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也在爆发对布鲁塞尔指手画脚的民众抗议。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对欧盟的失望正从英国向希腊、法国和西班牙蔓延。究其原因,如果说“欧洲怀疑主义”起于英国的政治算计,那么这一次的卷土重来则与欧盟的治理能力脱不开干系。不管是处理欧债危机,还是应对难民危机,辅助原则(subsidiarity,即决策在尽可能低的政治结构上做出)成了缺乏协调性的替罪羊,在成员国主权和自治原则面前,效率成了空谈。而一定程度上的治理无能又与欧盟的邦联性质有关。本来有可能成为联邦制欧罗巴共和国的欧盟现在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进一步一体化受到成员国主权诉求的挑战,而退一步则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一边是放言“欧洲之帆正乘长风”(The wind is back in Europe’s sails)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边是承认“脱欧”谈判的确遇到了“困难”(difficulty)的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这场谈判将不仅仅事关技术性的人员流动、资本流动、商品和服务流动(欧盟的“四大自由”),更事关欧盟这个“和平项目”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从历史的经验出发,如果一个需要不时修修补补的欧盟能够带来和平、安全和自由,那么牺牲“有前科”的欧洲怀疑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可承受的代价。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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