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过去的中学”因何“不过去”?

  ·  2018-02-22

出版界名家钟叔河之《过去的大学》断言“过去的大学”就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

那么,“过去的中学”呢?

民国史学者傅国涌先生之《过去的中学》以为便是:“北师大附中、天津和重庆南开中学、江苏扬州中学、浙江春晖中学,北京101中学、上海中医书院、绍兴府学堂(今浙江五中)、澄衷学堂……”

据《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披露,北大教授陈平原曾被人质疑:“一般我们觉得中学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关注中学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对一个人的作用有多大呢?研究中学的历史和对老中学的记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一种教育认识误区。

此偏见缘自时下愈演愈烈之应试教育之大环境。

傅先生有个“错过中学有点晚”的观点,他引用历史学者雷颐的话来佐证:“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所读到的东西,会溶进生命、化入血液;到了大学阶段、成年以后读的,往往只能作为知识存在。”

诚哉斯言!

事实上,教育领域对“过去的中学“的怀旧之情目下正在“发酵”。

有学者认为,教育怀旧作为一种哲学抑或时尚,“是一支镇痛剂,抚慰喜新厌旧的本性带给人类的煎熬”,“是一个减压阀,引领人们从忙碌而痛苦的应试地狱去悠闲而幸福的素质天堂放松精神”。

窃以为,仅此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当在应试喋血的教育土地上反思:“‘过去的中学’因何‘不过去’”,深深地留在民族的记忆里得以永恒之本真?

回眸晚清与民国,那时钟情于教育大业者都有一种令人高山仰止的献身精神——“教育救国”。

人们怀念张謇,不仅仅因为他曾经是一位状元,后来是一位实业家,更重要的因为他是一位教育家。他提出了“父教育,母实业”的理念。他说:“工苟不兴,国无不贫之期,民无不困之望。” 同时,他又强调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自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为此,他倾尽家资办教育而无怨无悔,达到“实业所至,即教育所至”之地步。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有语:“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这是他一辈子的梦。

这种“教育救国”的献身精神是一种“良心发现”。

站在眼下民主宪政的视角审视,没有教育宪章制约而自发的“良心发现”是当年华夏积贫积弱之现实“倒逼”教育良知者自觉崇高的结果。

“倒逼”之下,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生焉,大浪淘沙之余,近代教育史上让人感怀之细节连连——

晚清杭州一位满族妇女惠兴创办贞文女学后因民众冷漠面临倒闭而吞服鸦片自杀,以生命唤醒大家对新教育的支持,各界为之感动,于是募集资金继续办学,并更名为惠兴女学堂(即杭州十一中学,现称惠兴中学)以示纪念。

张伯苓任南开中学校长之际,陶行知在南京办的晓庄师范被封且遭通缉而被迫出国,他写信给张伯苓,希望其子陶宏能到南开中学读书。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办校方法与伯苓迥然不同。但张伯苓面对陶行知的托付,消除门户之见欣然答应,让陶宏免费入学,丝毫不顾忌通缉之事,也不担心陶宏把晓庄的教育思想带到南开来形成理论与实践之冲突。

……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献身精神”者,还大多具有“献身”能成为一种“精神”的“本钱”:教育家之厚实底蕴。

以民国时期活跃在基础教育界的第一人陶行知先生为例:“他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导师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教育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代表)、功能心理学先驱杜威,师兄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师弟系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与长期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其性格是‘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因而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他敢于批评违背人性的时政,敢于批判传统文化中非人性的东西,敢于分析传统文化中的伪知识。他不是一个谈点方法变革的人,教育改革从人性出发,从人的生命关怀入手。他提出的口号‘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从做中学’之类均有‘前不见古人’之反叛性。”

难怪有人说:“近代中国如果有两百个真正像陶行知等一样的大教育家,则中国的教育甚至整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生于忧患”,有时困境甚至绝境并不是一件坏事,绝处逢生的事是经常会发生的。

“钱学森之问”抑或“钱学森难题”其实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不知不觉地为风雨飘摇之晚清与多灾多难之民国时期之教育作了“加法”。

笔者去过全国的很多名校,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

校史室里能为学校撑足台面的都是一些已故教育家抑或学者,而其许人竟然都是晚清与民国教育培养的。

近读教育学者许锡良的《民国教育家与共和国教育家的区别》一文,感觉虽不免偏激,却给人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解码了“过去的中学”因何“不过去”之原委。

许先生长期教授公共《教育学》、《教育哲学》及“教育改革专题”和“传统文化与教育专题”课,他把“共和国教育家”形容为“村支书式的教育家”,比如中国教育界的“陈永贵”魏书生:“从他的言论与著作来看,读书不多,视野狭窄,文化底子薄,思想贫乏,却有一套绝妙的宣传与鼓动的本领,是一个绝好用的驯服工具,他所使用的一套所谓的教育方法,其实就是来源于他‘文革’时所崇拜的领袖控制术的那一套——技术主义与权威人格的综合使用。”

实际上魏书生做个政工师还是挺适合的,尽管政工师是个“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的特色职称。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高标”,“过去的中学”是过去的教育“高标”。

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社会科学领域的“高标”时人尚莫能企及,以致成为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教育梦想。

社会发展潮浪更迭,教育的潮水退却之后,自然会在历史的沙滩上刻下某种印记。凭什么使后人记住我们?

作为教育“标本”之属的所谓的“乡村教育家”蔡林森及其江苏省洋思中学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吗?

记住蔡林森校长的几条规则,“‘先学后教,当场训练’,‘只准讲四分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让所有的家长放心’”,有朝一日“弘扬”斯类教育“普通话”是否会让后人捧腹耻笑?

可悲的是,在一个教育大跃进的年代,提出这样一些答案绝对不会有悬念的问题,极有可能是对牛弹琴!

欲避免一个时代的教育悲剧,我们亟需教育之“诺亚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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