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监管的过度与不足——再谈幼儿园安全

  ·  2017-12-17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刘远举

红黄蓝虐童事件后,美股红黄蓝教育暴跌近48%,似乎美国资本市场,也在替中国孩子打抱不平。不过,随着虐童事件被定性为单一事件,相关新闻被人为弱化,红黄蓝股价迅速回升。很多中国人开始谴责资本的不道德,转而把希望寄托于红黄蓝公司的股东对红黄蓝发起的集体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中产的软弱、犬儒,表现得淋漓尽致。

实际上,即便股东胜诉、获赔,那也与正义无关,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地虐童事件始终缺乏顶层制度层面的响应,中国幼儿安全,仍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目前,短短20天,红黄蓝事件就已经几乎从中国舆论场消失了。中国人的记忆不应该只有20天,相关问题还需要深入讨论。

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

准入门槛的存在,会诱发寻租,而寻租之后,监管自然会不足。所以,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看似矛盾,其实却是一个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所谓资本市场的不道德,其本质是同时存在的监管过度与监管不足,支撑了红黄蓝的市值。

幼儿教育的准入门槛高,相关资质十分难取得。目前的准入,是资本密集型与人脉密集型的,比如对户外活动场地的要求,在一线城市,就极大地提高了资金要求。而且,即便有了资金,也仍然需要深厚的关系,携程亲子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携程这样的大企业,要钱有钱,要地有地,尚不能独立开办,以没有资质的理由被叫停,只能与妇联下属单位合办。

这种过高的、何不食肉糜式的准入门槛形成了卖方市场,导致了行业竞争不足,不但造成一园难求,也进而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农村,在二三线城市,幼儿园竞相安装实时视频摄像,取悦家长,而在大城市则相反。所以,过度的监管形成的准入门槛,导致了红黄兰的长期竞争优势,使其被资本市场看好。

监管过度的另一面是监管不足。毋庸讳言,中国的幼儿看护、幼教行业中,一些“管教”技巧长期流传。这只要参与这个行业,红黄蓝必要遭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长期性、普遍性、系统性的问题。当监管不足,未能落实师资资质、配比要求时,红黄蓝就可以为了节约成本,聘请资质不足的老师,疏忽管理环节。这一方面导致它更大概率的遭遇事故,但与此同时,长期盈利提高,自然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

监管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在红黄蓝事件中,责任最后被归咎于一个老师。且不说,一个老师长期独立实施这种“管教”不被其他老师发现的可能微乎其微。即便是员工单独行为,红黄蓝作为企业,管理不力,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一种明显的监管不足。对于监管不足,红黄蓝判断得很准,预测事情会被定性为员工一人作恶的独立事件。这个事件定性,解除了红黄蓝在资本市场的短期风险。

所以,在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之下,红黄蓝既避免了虐童事件带来的短期风险,又仍能享有长期的监管“红利”,提高利润率,那么,所谓的资本市场不讲道德,实质上就是对这种监管状态的客观反应。遗憾的是,舆论把问题指向了资本做恶、企业作恶,虽然也不算错,但却放过了更深层次、更根本的,管制“过多”与“不足”。这并不利于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监管?

一般认为,管理分为事前、事中与事后三个环节。事前措施上,可放宽资本与场地要求等资本密集型与人脉密集型准入门槛,收紧从业人员资质、师生配比。放松门槛能形成竞争;加强从业人员资质,不但能提高看护人员的应对幼儿的技巧,同时也能帮助从业人员调整心态。当然,幼儿园全部聘请有资质的老师并不现实。不过,所有的幼儿教育专家都强调,爱心是幼儿教育的第一素质。幼儿家长都有这样的经验,那些孩子特别亲热的老师,都是有爱心与热情的,这往往出自于天性。某种程度上,一个富有母性、充满爱心,喜欢孩子的高中学历老师,好过一个脾气暴躁的硕士生。爱心,除了职业道德,更与一个人的性格、耐心、母性,乃至激素水平有关,所以,严格的第三方职业性格鉴定与准入,可以帮助寻找到人群中那些富有爱心与母性的人,成为一种合格的师资来源。事中监管方面,除了北京的督学制度,建立家长轮流入园制度、摄像头定向向家长直播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事中实时监管。在事后措施上,可实施职业违规禁入制度、企业惩罚性连带责任。企业知道事情会导致重大损失甚至倒闭,自然不会松懈,在人员配备、素质与监管上都会提高。

监管到位了,红黄蓝们面对的市场竞争加大,自然会传导到企业内部管理上。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准入,不但幼儿安全水平会提升,老师的工资自然会提上去。而不管是竞争加大,还是成本增加,自然也会反映到资本市场中。

被误解的实时摄像

在以上诸多措施中,最充满争议的是实时摄像。首先,撇开监管上的好处,家长随时看到幼儿,是一个天然的、正当的需求——那么小的孩子,谁不想随时能看到呢?

从管理上看,实时视频的好处在于家长参与管理。红黄蓝事件已经告诉国人,没有家长参与的制度,一定过会在关键时刻失效。硬盘会坏掉,在监管部门的实时备份,也不会出现。本质上说,这是把管理行为转移给家长。实际上,国人所寄希望的在没过发起对红黄蓝的诉讼,正是出于把监管行为、成本从政府部门移交给股东的思路。因为,只有股东才最重视自己的利益,同样的,只有家长才会最重视自己的孩子。

从外部环境看,幼儿园所处的社会外部环境、整体观念、从业人员素质,甚至政府的相关公共服务,都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如前述的各种制度,实施起来也绝非一两年就可以落实,但是,技术却可以在短期内,单兵突进,迅速提升,进而带动行业管理水平。让家长手机可以随时查看孩子的情况,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小蚁、360都针对相关场景推出过产品,这是在一周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需要强调的是,孩子的安全等不起,视频是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迅速、有效的,单兵突进的方法。

然而,遗憾的是,三个严重的观念误区妨碍了公众对这一措施的接受。

第一,隐私忧虑。

首先,只要排除关键场景,并不存在隐私问题。其次,从技术上防范并不能难,比如小蚁就是可以通过密码控制观看者的。而且,即便被偷看了,也仅仅是幼儿园日常,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成本。再退一步,童星的视频到处都是,家长也未见的担心。曾经有家长担心黑客侵入,把儿童智能手表取下,有人说,到底是黑客入侵你家孩子的手表的可能性大,还是你家孩子走丢了的可能性大?答案一目了然。

第二,意识形态先行的反对。

有人觉得摄像头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对公民的侵犯。摄像头是工具,是中性的。比如,公共场所的摄像头,是公民让渡权利,但公民手中的摄像头,手机,在警察执法的时候拍摄,这是公民权利的增加。市场本是会提供这个服务的,但由于准入限制市场,或公立幼儿园强势,不提供这个服务。所以,家长看实时视频,本质上是公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公民权利的增加,由此,反对增设这个服务,不但没有增加公民的权利,反而降低了公民的权利。恰好相反,幼儿园铁门关上,家长被迫与孩子隔绝,这种状态才带有浓重的“必须相信组织”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三,强迫的信任。

幼儿园的问题,首先在于幼儿无法识别、评价服务,那么,让有识别能力的家长直接看到服务,是一个天然的需求。这与信任无关,服务购买者了解服务质量,只是市场的基本规则。在幼儿安全问题频发的当下,不能把幼儿园以教育的理由神圣化,如果这样,公众也不能抱怨医生的病历潦草产生的不透明。更重要的是,幼儿安全问题的本质,是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在心智与体力上都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儿,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有了这个认识,就能明白,孩子的安全不能托付给人性的善,而是要防止人性的恶。家长把孩子交给了一个机构,由此产生的信任义务,绝不是:“既然把孩子交给了幼儿园,就必须信任”,而是,“既然把孩子交给了幼儿园,幼儿园就有义务,证明自己是可信任的”。在安全问题此起彼伏的当下,完成这种义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时的视频。这个需求或许会对老师造成困扰,加大他们的劳动强度,但是,这也意味着服务的提高与工资的上升,更何况,幼儿园可以通过拒绝入园来避开麻烦的家长。

所以,实时的视频,是应该的,也是唯一能立竿见影保障安全的办法。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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