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性教育同样重要的,是死亡教育

  ·  2017-09-22

作者:JESSICA NUTIK ZITTER

五年前,我给女儿泰莎的班级上了性教育课。上周,我又给女儿萨莎的班级上了死亡教育课。这两门课我真的不想让别人来教。我希望女儿和班上其他孩子知道所有可能等待着他们的棘手情况。我不希望任何人拐弯抹角地说话或者使用委婉语。况且,这两门课也没有别的什么人能讲。而且所有课程大纲里都没有死亡教育这门课。

那时候泰莎听说我要去给她的七年级同学们讲性教育,顿时窘得要命。丈夫建议她在脑袋上扣个纸袋子,她翻了个白眼走开了。上课那天,她溜到教室最后,坐在桌边,低下头藏在书包后面。

刚一开始,13个女孩惊惶不安地看着我。我知道我得说出那几个她们此时正在害怕的字眼,好让话题能够转到重点上去。“阴茎和阴道,”我说,有人紧张地吃吃笑了起来。一支铅笔掉在地上。压力释放出来之后,我开始谈论避孕、拒绝、同意、怀孕、性病,甚至迷奸药。一个小时过去了,孩子们积极地举手提问,女儿的头也从书包后面抬了起来。

早在1892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就开始推广性教育课程,把它纳入全国教学大纲的必修部分。随着信息传播,以及越来越便捷的生育控制,意外怀孕开始下降,性病发病率大幅降低。在这个问题上,知识真的是力量。

我相信,关于死亡也是如此。

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医院工作,是一名从事重症治疗和姑息治疗的医生。我喜欢运用那些高科技手段来挽救重症监护室内患者的生命。但我也看到,同样是这些手段,为许多正在走向生命终点的病人带去深深的痛苦。我们有太多患者在过度医疗的情况下死去,在并非出于自己选择的情况下使用各种治疗和技术,即使它们已经不太可能对患者有帮助。在死亡之前滞留重症监护室的日子里,许多患者都要使用呼吸机和饲喂管,让液体能量通过这些管子流进胃里。患者的手臂经常受到约束,以防各种管子和导管意外脱落。

我照顾过的许多患者尽管疾病恶化、反复入院,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就要死去。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医生在通知病人坏消息这方面没有受过良好训练,以及人们对于科技终将以某种方式战胜死亡的集体期望。在患者濒死之时,他们往往已经太过虚弱,或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在死亡方式上的偏好,更何况他们的选择往往不被考虑。患者通常无法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例如,80%的美国人表示宁愿在家里死去,但只有20%的人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们许多人会选择计划妥当之后,在我们所爱的人围绕之下安适地死去。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即将死去,就无法为一个好的死亡做准备。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为死亡留出空间,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为它做好准备。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些死亡教育和我们的医疗系统可能会避免,或是至少减轻这种痛苦。事实上,当患者做好准备时,他们临终时会不那么痛苦。当他们思考过自己的目标与价值观,分门别类地考虑过种种偏好之后,他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我们在临终关怀方面所给予的东西,几乎总是超出病患想要的范畴。

我一直热心倡导教育青少年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任。我同样认为,我们早该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这是人生同样重要的一个阶段,缺乏准备的后果同样糟糕,甚至可以说更糟。在理想的情况下,这种教育应当在青少年可能需要它之前尽早进行。

我建议在所有高中内进行死亡教育。我认为这门课程是一种公民责任。我知道这听上去可能很激进,但是请耐心听我说。为什么死亡被视为比性更严重的忌讳?二者同样是生命的自然环节。我们可能会认为死亡太可怕了,不适合同孩子们谈起,但我相信,一场痛苦死亡的后果要糟糕得多。死亡教育旨在令这一生命过程变得正常化,并鼓励学生为自己或家人做好准备,不管死亡将于何时降临。

在我工作的重症监护室里,每一年,我都能看到几十个年轻人陪在弥留亲人的床边。如果我们在高中开展死亡教育,那么一位探望弥留祖父母的学生可能会想到课程中学到的知识,问出可能改变整个对话的问题。例如,她可能会要求进行姑息治疗咨询,或分享她在课程中学到的关于患者偏好的重要信息。高中是学生们开始获得驾驶执照和考虑器官捐赠的时候,这是接受死亡教育的完美时机。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更能吸引全社会的关注?

上周,我和同事道恩·格罗斯(Dawn Gross)来到奥克兰的海德-罗伊斯中学(Head-Royce School),一家进步(而且勇敢)的私立学校,为我女儿的九年级班级上了我们的第一堂死亡教育课。就像在性教育课上一样,刚进教室时,我们先要尽早摆脱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比如死亡、癌症、失智。我们给学生们放了电视剧《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里一些不现实的急救片段,讲解了它们的错误之处。我们直言不讳地描述了重症监护室里的生活现实——用机器延长生命的效果、手臂约束、隔离。所有人都认真听着,他们有些犹疑,但都聚精会神。

然后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呈现材料。我们教他们玩“Go Wish”纸牌游戏,它可以让家人在娱乐中较为放松地进行艰难的对话。我们要求学生确定自己最重要的偏好和价值观,无论是关于生活,还是关于可能降临的死亡。我们讨论了如何将这些偏好传达给医疗团队和自己的家人。

他们的回应令我们非常欣慰。他们很快就投入进去,毫不掩饰地谈论自己关于死亡的偏好。一个女孩告诉另一个人,她想确保自己不成为家人的负担。还有一个男孩表示,祖父最近正在为健康而惶恐,他希望能和祖父一起玩“Go Wish”。

我和道恩离去时笑容满面。没有人晕倒。没有人尖叫着跑出教室。健康老师告诉我们,学生们的参与程度令她感到惊讶。我希望这只是第一步,让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在公众中普及关于死亡的认知,这个生命阶段最终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越早开始谈论它越好。

Jessica Nutik Zitter在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高地医院从事重症监护和姑息医学。著有《极端手段:找到生命终结更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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