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平:令计划与秘书长的权力场

  ·  2014-12-24

以中共十八大为起点,令计划是继苏荣之后被查的第二个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继苏荣、徐才厚和周永康之后,落马的第四位国家领导人;是继蒋洁敏、李东生、杨金山之后,泥足的第四位十八届中央委员。

所有这些标签,均不足以描述他的特殊。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令系第一个涉嫌贪腐被查的中办主任。这个职务,在不同场合还可切换为秘书长、大内总管。财新网的报道称:“从权势看,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的令计划排在他的政协同事苏荣之前,与执掌军队政治大权的徐才厚差可比拟——甚至很多人认为,令计划曾经拥有的隐形力量直追政治局常委。”

回溯2014年10月11日这天,有两则新闻如果放在一起阅读,颇有意味:

一是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麟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二是为期两天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在京闭幕。两者的重叠之处,不光是“秘书长”字样,还有对应的权脉。

何谓秘书?《辞书》解释,协助领导人综合情况、调查研究、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和交办事项等,是领导的助手、参谋和事务处理者。这个职务本身并不具有官的权力,从属于领导。不过,秘书岗位从来好比“官窑”,“进去都是一摊泥,出来变成青花瓷”。你去翻翻达官的简历,大抵不会缺了这个标签。

至于秘书长,中外有别。在国际组织中,秘书长一般是议事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等,其主要职能是协助所在机构负责人的日常工作和组织;而本朝的秘书长,则是秘书之长,大内总管,统领整个行政中枢的辅助系统。

针对这个职务角色,曾有过4M之说——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就结构而论,代表公共利益与意志的公权力包括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群体自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在权力私有化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成为公权力的实际操持者。

“计划”内外(令计划家族关系图)

一城草木皆如故,半部春秋总是秦。翻开国史,我们从未走出暴力营销的恶性循环;和平年代,打江山的武将未必干得过无后的宦官。从大明朝的“九千岁”起落,到如今“二号首长”的沉浮,自可目睹辅助系统的行权模式与扩权冲动。

盘点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其中在任或曾任省委秘书长的高达九人,他们分别是四川的李崇禧、郭永祥,江西的赵智勇,山西的聂春玉、杜善学,江苏的赵少麟,安徽的韩先聪,山东的王敏。而作为中办主任的令计划,更是秘书总长。

在省一级,秘书长通常兼任省委常委,尽管在班子中排名靠后,却既可以是老人的触角,又可能是一把手的第二票,甚或身体的某个器官,不仅自身位高权重,还直接关联更重量级人物,比如赵少麟曾伺候三任省委书记,赵智勇对应落马副国座苏荣,李崇禧、郭永祥背后是大老虎周永康。至于令计划的落马,因其绝对中枢地位,只能说是一场反腐的开始,而非结束。

多数情况下,一个腐败集团的倒掉必定存在一个秘书部落。在陈良宇案中,秦裕、孙路一等秘书系统人员涉案;而到周永康案,专职秘书郭永祥、冀文林、李华林、沈定成、余刚,甚至包括警卫秘书谈红,无一幸免。

在这之前,曾经卷入重大经济案件的还有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倘若级别下沉,个案不胜枚举,如河北省委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河南漯河市委秘书长谢连章、山西太原市原市委秘书长王国武、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秘书长邓晓军,等等。

但令计划一案,必将扭转这一秘书附属的特性,而成为地震震中,此前及之后的人事地震,都可能与其如网状关联。

以高级官员为界,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军委五套班子中,均设有秘书长,负责“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等协调工作,“有多少首长就有多少秘书长。”表面上看,秘书长只是中间人,但因为首长对具体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这给秘书长们很大的权力空间,由此而生的权力寻租也屡见不鲜。

优秀的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甚至参与规则的制订,以帮助领导疏通同级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各个关节。这一行权过程中,实际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派生出的权力,可谓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演化而来的权力,因为秘书处于行权者与受权者之间的关口,是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

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在半透明政体中拥有更大的运行空间。这实际是让潜规则代替法治,从而形成次级秩序。秘者,不宣也!

另一方面,秘书的工作方式之一是与对方官员的秘书交往,这使得身处不同权脉中的秘书可以并网运行,由此结成同盟甚至部落。透过这些部落的活动范围与运行轨迹,可以清晰地观察到权力结构的癌变。

比如,铁老大刘志军的合伙人丁书苗,在2010年初举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400多名中央及地方秘书界领导及部长等出席。这是触及雷区的冒险之举,亦是他们双双案发的引线之一。而山西省委常委班子的大面积落马,也是这一故事的延续,共同指向同一中枢——前任中办主任令计划。

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中办,是直属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从中共成立初期就有。在建党初期,中办时称中央秘书厅,后几经演变,于1948年5月改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要工作职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负责党中央文秘、会务工作,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贯彻落实的督促检查,中央指示、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转达和催办落实;

二、负责全国党政系统的密码通信和密码管理,负责中央文件和机要文电、信件的传递工作,承担全国有关商用密码的科研、生产、销售、使用等管理工作,负责全国密码保密工作;

三、负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医疗保健,担负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活动场所的警卫任务;

四、围绕中央总体工作部署,收集信息、反映动态、综合调研,承担部分中央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和中央文件的校核工作;

五、负责为中央制定党内法规和领导国家立法的具体服务工作;负责中央档案资料的接收、征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负责全国档案事业行政管理;

六、归口管理党中央直属各部的后勤服务,联络、处理中央各部门共同性的社会事务工作。

这里的掌门人一直都是以党魁“大管家”的身份出现,负责其日常行程、安全保卫、医疗保健等贴身工作。如果给这个群体列一份名单,他们包括毛泽东、陈独秀、张国焘、邓小平、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杨尚昆……

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召开的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专题研究抓落实问题,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正是中办主任。而最高层就此批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依靠枢要辅助机构来保证政令贯彻,此种政治现象值得研究。其实,所谓“镜中花、水中月”,换成另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至少在过去两届,这成了权力运行状态的精确描述。

当然,类似秘书长会议早已有之,且贯穿金字塔权力结构的各个层级。如省级会议通常在两会之前,全国会议则在中央全会之前。一些省市还对秘书系统提出这样的政治口号:当好“坚强前哨”,建好“巩固后院”,成为“核心智库”。

毫无疑问,一个弱势的权力核心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辅助系统,这是过去两届权力核心的阵痛,亦是此番令计划落马的来由,它与周氏掌控的情报系统,共同构成了强大的室密权力,并形成大规模私有化。让阳光进入这些密室,是未来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

作者:罗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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