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大外交时代的来临

  ·  2014-12-24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形成了新的改革和发展模式。通过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中国内政方面的发展方向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两个全会所通过的500多项改革方案如果落实,未来将出现很不一样的中国。这些发展规划所着眼的,关乎中国未来30年至35年发展的长远规划。中国领导层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计划,现在已经过去了65年,未来35年该怎么走?这个问题,不仅中国人关心,世界各国也非常关注。三中和四中全会的决定,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蓝图。

在外交方面,中国未来又该怎么走呢?如同内部改革与发展,这个问题对中国和世界也同样重要。对中国来说,它关乎是否有能力塑造可持续的外部和平环境,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崛起,而且也有能力承担大国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对外部世界来说,则关乎崛起的中国会对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不仅仅希望中国的崛起不会颠覆现存世界秩序,而且更可以从中分享巨大的利益。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习近平所说的“新常态”,但较之其他国家,势头仍然是最强劲的。今天的中国是否还会继续邓小平1980年代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呢?这一直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无论是大国外交还是周边外交,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但在国际社会看来,中国外交开始具有了“自信性”,甚至“进攻性”。很多国家,尤其是那些和中国存在领土和领海纠纷的国家,因此把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崛起的中国和外在世界的这种互动,也使得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些都表明中国迫切需要明确的大外交战略。

和平与发展

无论从中国外交的实际行为还是话语看,从十八大到今天,中国的大外交战略基本形成。人们已经把2014年视为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年”,但这不仅是指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领袖外交等这类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其大外交思路和战略等的筹划。新的外交思路就是“两条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与美、欧、俄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另一方面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连接这两个方面外交的则是“周边外交”。这个大外交战略的核心话语就是和平与发展,在维持和平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争取和平。

这一外交思路和战略与邓小平以来的外交一脉相承,很多具体内容过去已经开始做了,但是在外交战略上更明确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明确的大外交战略,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实行的政策是“请进来”(即把自己的大门向外在世界开放)和“接轨”(即改革自己的内部制度体系来和国际秩序接轨)。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可以做到“韬光养晦”,因为无论是“请进来”还是“接轨”,都不会和外在世界发生根本性的冲突。

但今天中国开放进入“走出去”阶段,并且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一个主角,这必然和舞台上的“既得利益”发生互动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回答自己需要什么和如何行动等问题。只有外交战略明确了,才能获得他国理解,并且通过调整来相处。在以往很多年里,尽管客观上中国需要形成自己的大外交战略,但实际上并不能拿出这样一个战略,因此外交的很多方面既缺方向,更缺行动力,造成了“大国小外交”的难堪局面。

在习近平的大外交战略中,新型大国关系占据关键位置。在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至今的几次谈话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和实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同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大国。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国内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和平的需要。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与各个国家在经济、技术、环境等各方面有很多交往与合作。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成就,和加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密切相关。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开放。

不过,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贸易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历史上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则往往恐惧于前者,导致了无穷的战争和冲突。要维持世界和平必须寻找新的道路。能对中国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的也是这些大国。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这些大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这不难理解,既得利益总是不喜欢有新的利益的崛起。因此,如何同现存既得利益和平共处,是中国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意义,也是中国作为大国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在第二个层面,中国也形成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目标的“丝绸之路”。尽管“丝绸之路”也连接欧洲的发达国家,但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什么?从战略上说,中国光有“新型大国关系”并不足以立足于国际政治舞台,拓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能开辟中国国际战略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做实了,才会具备更大的力量来实施“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发展蓝图,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问题。“一带一路”沿途多是发展中,甚至不发达国家,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而中国拥有丰厚的资本、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技术、过剩的产能及其需要拓展的新市场,这些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从供求关系来说,这是双赢的发展战略。在这方面,中国将避免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原料、倾销自己的商品。中国的道路是让发展中国家也发展起来,中国提供的是他们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只有其他国家也富裕起来了,中国本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今天的西方尽管很发达,但也面临着高度发展的瓶颈,很多国家内部发展缺乏动力,更别说帮助发展中国家了。即使那些具备能力的西方国家,也往往因为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的制约,为援助设置了诸多“条件性”。中国则不一样。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要逃避这个陷阱,唯有走向发展中国家。而西方对中国的恐惧和与之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促使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

无论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便是周边外交,这主要是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大国外交不能学英国和美国。英国是海洋国家,而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中国既是陆地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并且周边有十几个国家,须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有效的国际发展战略。中国外交的前沿是周边国家,北边有俄罗斯,东边有发达的日本、韩国等,西面和西北面、南面和西南面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的地缘政治压力来自美国。不过,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就两国双边关系来说,已经形成了高度的互相依赖性。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冲突。这种情况决定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密不可分。同时,“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周边国家,从这个角度说,“丝绸之路”也是周边外交的内在部分。

开放的“时代精神”

新形成的大外交战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符合“时代精神”。每一个时代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东西。英国崛起,主张自由贸易;美国崛起,主张自由民主。中国的时代精神,是和平、开放、包容式的发展。这是新的时代精神。中国不会也不能重复从前英国、美国崛起的模式,而是要追求新型的崛起。中国欢迎周边国家“搭中国崛起的便车”,表现在中国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建立亚投行倡议、成立丝路基金等动议上,并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动议。

这些动议都是区域和国际经济发展的工具,具有开放性,符合中国历来提倡的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发展的开放极其重要,才具有包容性。这也是从前英国和美国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力,不在于谁更民族主义,而在于谁更加开放。国家越开放就越发展,因为可以调动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和有效配置。西方国家从开放走到今天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不改变,就不可能很好地发展。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是最大贸易国,这要求中国更大的开放。

所有这些客观条件迎来了中国的大外交时代,而新领导层也抓住了这个机遇,确立了大外交战略。这是中国可持续崛起所必需的。不过,中国的大外交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甚至包含危险性。在实施大外交战略的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但中国必须避免犯颠覆性错误。如果犯了颠覆性错误,不仅促成不了中国的崛起,反而会导致崛起之前就开始衰落。(中国在哪些方面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和如何避免,需要另文讨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来源: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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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1条评论

  1. 童言无忌说道:

    一上台就屁颠屁颠地拜访普特勒。能产生大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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