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何以杜绝冤案

  ·  2014-12-23

“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20年后被平反,这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消息。正所谓“正义或许迟到,但终必到来”。但是,此案能否成为中国司法体制检讨自身缺失、从而避免冤案在中国大地上继续产生的契机,则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在微博上提出了他的“去冤策”:几乎每一起冤案都跟刑讯逼供有关,怎样排除非法证据至关重要。现行权力架构中,公安权力高于司法,检察较法院更强势,审判时有利于被告的证据难以采纳,非法证据无从排除,法院对疑案不能直接宣布无罪,因此法院权力高于公安和检察是关键的解决之道。

在当下公检法之间的关系上,贺教授陈述的事实几乎无人不知。民间有一个非常形象的顺口溜:公安做菜、检察端菜、法院吃菜。由此可见公安的强势。

公安的强势在2003年得到进一步提升。当年源于维稳工作的需要,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各级公安机关正职负责人要由同级党委常委或行政副职兼任,以加强和改进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不管是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还是政府副职兼任公安局长,带来的后果是一样的:导致公安权力凌驾于检察和法院之上,使得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几成空谈。

从周永康案可窥全豹。过去十年中,身为公安部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他却执法犯法、作恶多端。古语云“上梁不正下梁歪”,从中可见基层公安局长的概况。

公安权力坐大的另一面必然是民众权利的削弱,这几乎是一个正比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贺卫方教授关于提升法院权力的建议颇能让人理解,但在我看来还是不能治本。

法院权力高于公安和检察,从理论上讲固然有助于法院可以拒绝“吃公安做的菜”,但是如果法院、法官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还得听领导的招呼,那么一切仍是照旧。

我前几天撰文称“必须对冤案制造者进行追责”。但其实我心里明白对于个体而言,未免也是一种苛责。因为在当下的司法体制下,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并非独立状态,他们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往往要受到各种干扰,尤其是来自领导个人和组织上的干预,作为个体而言,除非辞职否则很难拒绝。因此一旦出了冤假错案,让他们个人来承担责任于理于法虽然应该,但于情未免不太公平。

在一个人治传统数千年、视百姓如草芥的国度,要想独绝冤假错案,非一日之功。10月下旬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传来一个好消息:全会提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以往干预司法,领导均是躲在幕后不留痕迹,如今则会留下案底,意味着任何干预司法者有可能受到追究。这种心理和后果的双重威慑将令领导心有余悸、不敢瞎伸手。

但还存在一个悬念:假如这种干预是经过党委集体讨论(而非个人)做出的决定,那么还追不追究呢?如果追究,怎么区分责任?

毕竟,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多次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如果党组织集体决定插手某个具体案子,算是“干预司法”还是“坚持党的领导”?我想,这给所有的司法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难题。

 

外一篇:为什么冤案必须追责?

“呼格吉勒图强奸杀人案”经内蒙古高院重审得以纠正后,呼和浩特市的公检法机关随即展开对当初办案人员的调查和追责。时任呼案专案组组长、现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冯玉明被检察机关带走接受调查。

这是大快人心的消息。正应了那句名言:正义虽然迟到,但终必到来。必须追究冤案制造者的责任,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但若非要总结原因的话,那么我认为主要是以下三点:

首先,这是捍卫司法正义司法尊严的要求。一次错误的判决胜过十次犯罪,犯罪只能污染河流,而错误的判决污染的是水源。对冤案进行平反和追责,是在正本清源。

其次,是在还被冤者及其亲属一个公道。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备受冤案的折磨,需要慰藉。

最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警示后来人,并修补制度漏洞,防止新的冤案产生。

设想一下,如果冤案制造者得不到任何惩罚,其扩散效应将是非常之坏的:公检法机关不会有警惧之心,天长日久恐怕连自省意识都会丧失掉。他们本来就在潜意识里将所有责任推给体制推给领导,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不应该承担责任。

并不是在所有冤案上都有来自上级命令的,很多时候是在“命案必破”、“破案越早越受嘉奖”的驱使下,具体办案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具体到呼案上,明知证据严重不足,冯玉明等办案人通过殴打和诱骗的手段使呼格吉勒图按照他们的口径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结案后,包括冯玉明在内的办案人均得到相应的表彰和奖励。

从中可见,呼案主要是办案人在立功欲望的驱使下办成冤案的。对于这样主动制造冤案者,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于情于理于法均是说不过去的!

即便是“奉命行事”,有来自上级领导的“批示”,具体办案人如果尚存良知和法律意识,如果不那么孜孜于自己的个人利益得失,那么他们还是可以据实上报的。在证据严重不足而具体办案人又不愿造假的情况下,领导是不敢一个人担负制造冤案的严重后果的。事实也证明,一些被领导插手干预最后铸成的冤案,离不开公检法机关的大力配合。

在检讨人性之恶之于冤案的作用后,制度的不完善更是不能放过。在一些后来被平反的冤案上,当初是政法委在协调公检法机关联合办案,使得本应相互制约的三者之间穿上一条裤子,用一个鼻子发音。重庆打黑时就常用这一招,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据新京报报道称,近年10起特大冤案中,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等3起冤案已经进行追责,安徽于英生冤案已启动追责程序,暂无下文;其他案件均未明确启动追责程序。

这是令人遗憾并愤怒的现状。制造冤案等于污染河流。冤案平反后却不追究相关办案人的责任,等于河流的污染未被肃清。某些当事人被剥夺生命的冤案,如果不对办案人追责,更是难平家属和天下人心,同时严重损害法律的尊严。

在一审后的上诉状中,呼格吉勒图写下令今日读者痛心不已的话:我不想死,也不怕死,但是总要死得明白。我还小,刚走向成人,请给我一条生路。

当时冯玉明等办案人无视他的诉求,没人给这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一条生路。呼格吉勒图终在不明不白中死去,留给双亲无尽的悲伤。今天冤案得雪对他本人而言已无意义。但是全社会应当铭记这一天,依法追究冤案制造者的责任,检讨司法体制的缺失,从而最终杜绝冤案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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