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冤错案平反是对依法治国的最好诠释

  ·  2014-12-18

中国有两起案件最近引发广泛关注,一为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一为河北聂树斌案,两案案情相似,都是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刑,而后因“真凶”在数年后现身,死者家属要求复核再审而不得。幸好在当局强调依法治国背景下,现在有了结果:前者日前经内蒙古高院再审宣布无罪,后者最高法指定山东高院复查。

既然再审结果是冤案和错案,除了给受害者平冤外,还理应追责。内蒙古公安厅已在本月初组成调查组,开始依法调查当年所有参与办案的警员,包括当时的主管领导。从媒体事后披露的情况看,呼格吉勒图案当初的审理确实草率,在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后,当地警方随即宣布案件告破,61天后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依据是呼格吉勒图与被害者血型相同。这里是否有枉法裁判和腐败问题有待调查,但整个办案过程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是不严谨的。聂树斌案也存在相同情况。

有律师认为,两起案件可以平反,但不宜追责,理由是这乃是当时的情况,很多死刑案件都是这么办理的,如果要追责的话,会遭遇阻力,不利于如今的复核和平反。河北高院对聂树斌案再审之所以一拖再拖,原因就在此。律师的建议是,应该像对贪官实行特赦一样,对当时的办案人员也实行特赦,有利在中国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

这一建议有一定道理,但恐怕很难行得通。如果说,官员的腐败不涉及到特定的受害对象,因而特赦在民众中可能行得通(事实上大部分民众也反对特赦腐败官员),那么,冤假错案都有受害者,有些是像上述两起案件的受害者一样,永无再生,特赦办理错案人员,首先就很难过受害者及其家属一关。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但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有基督的境界。再说,特赦后能否顺利推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也不一定。因为对于冤假错案的制造者而言,就算政府不惩罚他们,可其官场生涯基本被终结,人格污点会被社会记住,与其出现这种后果,不如利用现在在位的权力奋力一搏,阻止平反进行。

中国在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由于法治松弛腐败严重,制造和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不过是其中比较恶劣和特殊的两起冤案。说它们特殊,是因为它们有个“真凶”在事后落网,并承认自己才是这两起案件中的凶犯,从而引起舆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特殊因素,估计现在也湮没于历史陈迹。然而,即使有这个因素,河北高院在2013年9月对“真凶”的审判还是裁定此“真凶”非聂树斌案真凶。由此可见在这起案件中的阻力有多大。

当局现在倡依法治国,言法治,不过,百姓看多了权力腐败和胡乱办案,要让他们相信领导人能够扭转乾坤,国家真正要实行依法治国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对依法治国最好的启蒙和宣传,就是对积累的冤假错案,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冤案和错案,来一次认真的梳理和平反,这比任何说教都管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入手,让人们看到领导人真心要改革了,这个“天”要变了,不再是文革的“天”了。行动胜于语言,对依法治国,也理当如此。

就聂树斌案而言,我曾建议,若河北高院拖着不重审,最高法应破例亲自审理这个案子。现在最高法能够听取社会呼声,指定山东高院重审,显示最高法有意从该案打开一个缺口。有了最高法的决心,再有内蒙古高院自我纠错的示范,相信山东高院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应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还聂树斌案一个真相。

目前社会对这两起案子,信心不是很足,社交媒体上有一种说法,当年这两起案子都是作为快速破案的政绩受到吹捧,办理案件的人都得到了高升,如今,它们又作为有错必究的典型受到重视,同样是出于政绩需要。这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政府消费了两次,但制造冤案的这个体制却一点没变,还在继续制造冤案。这个说法有些情绪化。

依法治国是一个过程,当局规划用十年时间建成法治国家,且不论这个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但法治的确不是明天就能实现的。尤其对于冤假错案的平反和追责,因涉及到利益和法律问题,遇到抵制和抗拒很自然,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今天说依法治国,明天就平反冤假错案,法治的方式只能是一件案子一件案子去审理,若将全部冤案平反肯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但只要当局真有这个决心,慢一点没关系。退一步说,即使体制没有根本改善,能够改进一件错案至少对错案的受害者,总归是好事。当然,这个说法背后的情绪化也值得重视。它正是对之前当局“光说不改”的不信任的反应。

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再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客观地说,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刑事案件中再出现类似上述的冤案机率很低,但另一类冤假错案还在继续上演,这就是政治类案件。一些维权人士、异议分子以及律师都被当局根据政治需要,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刑,这类案件的大量出现,对当局依法治国的影响很不好。

在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中,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插手具体案件提出了建立记录、通报和追责制度。这个制度能够起到遏制部分官员对司法审判的干预作用,但要完全杜绝比较难。

前不久媒体报道了河南漯河市中院一位法官的情况,这位法官因向记者吐槽“领导乱打招呼法官难做”被免去法官职务。据这位法官说,在他判处的一起借款纠纷案子中,被告是省会某领导的亲戚,这位领导给漯河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打招呼,常务副主任给法院主管院长打招呼,让其关照被告,主管院长又给该法官打招呼,“你说我能不听吗?!”直言法官难当。可在媒体曝光此事后,漯河中院的调查结果竟然说该法官私自宴请记者,并在醉酒后发表不实言论,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给其记大过处分,并免去其副庭长职务,调离审判岗位。这样的处理结果,会让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记录和通报制度形同虚设,所以,要消除权力干预司法而导致的司法不公,必须让司法真正独立起来,在此之前,需要加强舆论对权力干预司法的监督力度。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不仅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也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使社会对法治燃起信心,同时对司法系统人员也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作用,当然,后者需要在重审过程中伴随追责机制的启动。对冤假错案,正如本文开头所指,不能只平反,不追责,应做到有责必究,有错必罚,通过纠错的方式来规范司法行为,让司法人员特别是具体办案人员认识到枉法办案对自身会产生何种后果。有了这种惩罚机制,司法人员才会基于事实和法律,而非根据政治权力和人情关系去办案。

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能够重审,让人看到了司法公正的一屡曙光。法治之建立,就是通过一桩桩具体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来体现的。这样的案件多一起,中国离司法公正和法治社会就近了一步。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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