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学术自由”在四面来风中飘摇

  ·  2014-11-21

辽宁日报近期发表一篇题为《致信全国高校老师:请别在课堂上抹黑中国》的文章。该文说记者在二十余所大学听了近百堂课之后,认为高校教师在课堂上抹黑中国的现象严重,并总结为三大类问题:一是缺乏理论认同,二是缺乏政治认同,三是缺乏情感认同。

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文立刻引发了网民热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该文作者用“暗访”的方式收集资料,在文中没有显示采访对象的意见,也缺乏数据支持,通篇只是结论和作者自己感情丰富的观点,这种既不像新闻也不像评论的文章事实基础存疑, 有违新闻报道常规。

一些高校老师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维护老师在课堂上自由阐述观点的权力,认为辽宁日报文章所批判的“没有理论认同、没有政治认同”等,正是学术自由应该保护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在统一的政治框架下认同一个理论而不去思考、批评和超越,那么新的理论如何产生?社会又如何进步?而辽报文章所说的“没有情感认同”,基本是诛心之论。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发表微博说:“辽宁日报是辽宁省委机关报。以罕有的本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辽宁省委对全国高校教师的要求。一个地方党委对全国高校教师发号司令,不觉得奇怪吗?印象中,文革时都没有一级党委或机关报发出面对全国的公开信。”

高校老师们对该文章的评论引起了官方报刊又一轮的回应。例如光明日报网站发表了题为“高校讲坛不是教师的私人领域”,求是理论网发表的文章题为“围攻《辽宁日报》为哪般?”环球时报:“评辽报批“呲必中国”引激烈争论”……

从形式上来说,问题的关键是课堂上该讲什么,又由谁说了算?其实这也正是西方高等学府和社会一直在磋商的问题,也即“学术自由”辩论的核心。

“学术自由”是学者们求真的前提,对人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意义重大。然而科学的进展与人和社会息息相关,因此也常常受到社会各界力量的干预。在美国,有两个组织推动学术自由的过程并监督执行相关原则,其一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主要代表老师的权益;其二是“美国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主要代表学校的权益。在经历了几十年来来回回的讨论之后,美国于1940年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1940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该原则有如下几个要点:
1.教师享有选择研究题目和发表研究成果的自由。
2.教师在课堂可以自由讨论与该课程相关的内容,但对与课程不相关而又有争议的内容,要谨慎行事。
3.教师享与公民同样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当他们公开谈论和发表任何观点时,不应该被学校监控和处罚。然而,教师作为学校的一份子,他们的言论也会被公众用来判断学校,因此教师需要有适当的自控,并明确表示自己的言论不代表学校。

以上这些原则可以看出,教师的研究和教课内容的选择,基本上是在专业的范围内由老师自己做主,兼顾学校和社会的立场,并且“学术自由”过程的推动和边界的管理基本上是教育行业内部(学校和行业协会)的事,政府、宗教力量、政党以及新闻机构虽然有其影响力但并没有直接参与。

从内容上来说,辽报最看不惯的是老师们对时政的批评态度。但老师们大都认为批判性思维并非“抹黑中国”而有益于促进中国的进步。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微博上还指出:“我并不认为,纯粹的批评,就是消极的。找出我们社会中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即使没提出解决办法,也是有意义的。甚至只是把丑恶的现象揭露出来也是有意义的。美国扒粪运动,哪个都提出解决的办法了?关键是看你如何对待这种批评。”

孙教授所说的美国“扒粪运动”是一场起始于 19世纪末的揭露社会黑暗面的新闻运动,190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把这些喜欢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记者们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但他肯定了这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记者们的价值,认为只有把丑恶暴露在阳光下,社会才可能改善。前后持续十几年的“扒粪运动”,有效地净化了美国的政治和商务生态,也给美国新闻行业建立了“调查”和“批评”的传统。

中国的媒体主要由政府主导,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喉舌。这是一个既庞大又强大的体系,其核心作用是宣传和歌颂执政党的理念和政府的政策。辽报作为省级政府的新闻机构,自己不承担社会责任去揭露社会黑暗可以说是身不由己,但把矛头指向偶尔批评时政的高校教师就太不应该了。历史悠久的中国不是谁说了几句不同意见就可以被“抹黑”的,同样,如果一个社会腐烂了,再多的“正能量”竭尽全力的赞美也无法文过饰非,因为现代社会的广大信息接受者,无论是大学生还是街头的读报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得真切,心里明镜般透亮,愚民时代永远过去了。

而课堂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发微博说:“据我了解,大学教师上课歌德者不多,激烈批评者也不多,多数人只是在讲自己的专业。即使批评者,也不过偶尔带出来的。大学教师最大的问题,不是批评政府,而是讲课不认真,不专业。” 专业的才是科学的,随着人类科学探索的深入,专业知识会发展,但每一步变化都小心翼翼。所谓的“红”是政治正确,是与权力保持一致。然而这几十年社会强调的不是“专”,而是“红”,一旦换了当权者或当权者换了口味,“红”就可能变成了“黑”。辽报和其他官方报纸翻翻自己几十年的出版物,即可一目了然:历史如何展现了一幕幕被权力异化的“红与黑”反复无常的闹剧。既然如此,辽报又何必强求高校老师与你们的“红”保持一个颜色呢?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官方媒体在这一波的讨论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海归。

辽报在其文中说;“短短几年的留学,所见所闻可能是浅层次的,常挂嘴头的未必是“真经””。光明网刊登的后续评论文章说:“有的教师吃了几年洋面包,拿国外与中国对比几乎成了思维定势和行为定势。”

走出去海外留学、学成后归国服务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无论是走出国门学子和海归的数量,还是身处国内外的“海龟”“海鸥”们为祖国所作出的贡献,都可以说这几十年来成就斐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走出国门的学子们在国外啃面包的时候,看见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思之念之地把国外的好东西带回来。事实上,用比较的方法做学问,本身就是一种被学术界认可的方式。

然而,海归们欣赏的“好东西”并不一定是辽报记者们喜欢的,也可能得不到权力一时的认同,因此,对海归来说,在吃了几年“洋面包”之后适应本土“包子”口味不难,因为无论是自身的利益考虑,还是文化认同,都把他们拉向主流圈子。最难的是,回到祖国后在茫茫人海之中如何不随波逐流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在四方压力之下坚守独特的认知和价值观,而这种对“独特”的坚守正是推动中国创新的力量。

辽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朋友们,你们能不能暂时先容下几个特立独行的教育者,让历史给出更为客观的答案呢?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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