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当PX遇上了“邻避”

  ·  2013-05-31

从厦门PX项目停建之后,民众发现,原来自己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当然,发出这样的声音,需要身体力行,散步的民众确实具有强大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一种理直气壮,一种绝望,因为自己要求的并不多,只需要一个可以安全生活的城市而已。

之后有了很多其他城市的类似行动,广州反对垃圾焚烧,宁波反对造纸厂项目,什邡反化工项目,上海松江民众反对蓄电池厂的上马,而这些被称为“邻避运动”的场景,不久前的成都与昆明,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中国的邻避运动,其实并不是从厦门PX事件开始,2005年的时候,浙江东阳画水的村民们,已经因为周边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发生群体性抗争事件,只不过和城市相比,乡村的规模要小得多,发出的声音也更容易被掩盖,但是事件的起因和激发的矛盾,以及民众采取的行动却是相同的。政府的行动也大同小异,摁得住的,事后就好像一切从没有发生过,而摁不住,则会进行妥协。

厦门PX项目搬去了漳州,再没有太多人关心。如果大家坚信PX项目对人体有害的话,就算那里的民众没有太多反弹,但是有没有想过,项目会不会伤害那里的民众健康?大连的PX项目停产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工了,而且还增产,这有没有让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政府的承诺是否信得过?是不是给了其他地方的官员和企业一个可借鉴的例子:风声不紧了,就可以继续了?广州的垃圾焚烧站最终没有造起来,但是垃圾总是要处理的,如果不想垃圾围城的话,有没有更好的可替代的方法?如果把焚烧站建在别的地方,当初反对的那些民众,是不是就觉得和自己没有丝毫关系?

邻避运动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的英文全称,是“不要在我的后院”的意思,这是城市中产兴起之后,权利意识的反映,但是如果因为别人的权利意识没有自己强烈,于是不允许在自己后院的东西被放到了别人的后院中,那自己是不是应该负上点道义上的责任呢?如何来负呢?如果每个人都死死守住了自己的后院,那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设施,又去哪里呢?

如果说,某些化工项目在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从全球范围来说,已经被验证完全可以保障安全的,那么在一次次的反对事件发生之后,在人们听到类似于PX这样的词语就会本能地产生抗拒的时候,为何不进行讨论和科普?

昆明民众抗议PX项目后,昆明市长开了微博,这当然是一种正确的姿态。之所以用“姿态”,因为如果只是倾听,而没有能够设计出一个程序并且落实,让民众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渠道,更加理性地进行选择,那么,再开明的领导,也会面对棘手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所有的地方官员都必定会面对的。

几年前讨论垃圾焚烧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底特律的一个小镇,民众为是否应该关闭当地的垃圾焚烧厂进行讨论和表决。在政府列出了一系列的开支和数据之后,最终民众的投票结果是,选择保留原有的处理厂,虽然产生的污染要比采用新技术大得多,但是毕竟成本要低。因为是民众直接参与得到的结果,虽然在外人看来并不理想,但却被当地人所接受。

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目前还没有到要计算使用者自付成本的地步,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之所以拿这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制定一个大家认可的规则的重要性,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持分者,明白自己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来买单。如果政府每次代替民众决定的话,民众自然有大把理由不买账。

而中国民众的反对,还存在这样一种担心:即便在理论上证明是安全的,在现实中是不是能够保证这种安全?

这样的担忧是否无解?其实也不是。比如,当政府或者企业不断告诉大家,项目是安全的时候,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监督委员会?由居民、非官方指派的专家等组成,去取得独立的监测数据并且向公众公布。

前些天,看到有网友说,要拿着自制的设备去PX工厂周边测试数据。其实这本来应该是独立的监测机构以及专家们应该做的事情。当公众和官方发生冲突的时候,独立、科学的数据、资讯,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文章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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