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澧:爱国太多情,就是非理性

  ·  2012-09-30

这次9·15全国反日大游行中发生的严重打砸抢烧(题头图:北京,日本驻华使馆门前),令“理性爱国”的爱国口号一时风行。其实,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非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全国打砸抢。这种全国性同步行为,肯定有全国发行的官方媒体煽动。“四人帮”把持的官方媒体,当时“理性”吗?翻翻《人民日报》旧报纸,也没见他们公然号召打人抄家,倒是有社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只是说: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与伟大成就相比,是支流与主流的关系,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他们仅仅要求各级领导不得打击革命小将的运动热情。这些话,似乎不算非理性,但无数的人,包括很多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就被活活打死了。

看来,这“理性”两字,值得议一议。

猜想“理性”这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找到供外国人学日语的《漢英辞典》查了一下,果然有,与英语 reason 相对。看来这词祖家在西方,经日本中转,流寓中国。如果去祖家里查,常见的英语“理性人”有三种说法:(1)rational man;(2)man of reason ;(3)reasonable man。(1)是善于比较成本和收益、并根据自我利益作出选择的人,即经济学里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其实 ration 就是在某种分配制度下得到的份额。理性人就是要把自己这一份做大,蚀本生意则坚决不做。这种人的典型就是美国人。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党候选人,共和党的罗姆尼做生意出身,民主党的奥巴马则是学法律的。政见虽然不同,对两造通过利益交换而 make a deal(做成一笔生意;两造律师达成协议,也是这么说),却都很熟悉。美国人最搞笑的,是以为世界上其他人也像自己一样是海商民族。满世界搞调停,总想着 make a deal,给这方一排议员席位,给那派几个部长职位,组成联合政府吧,不要内战了。却不知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是农业民族,都是分界田埂向我家土地还是向你家土地推两寸都可以闹出人命的。各方都觉得利益交换就是吃亏,哪里肯议和?不了解落后民族的心态,美国人永远劳而无功,永远好心办烂事。

经过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内已有相当人数的中产阶级,做生意和律师办案的行为模式开始缓慢渗入社会。中产阶级里已有很多经济理性人。但中产阶级的人才还很少进入领导阶层;中产阶级之下还有庞大的下层。我们仍然动不动就听到“不惜一切代价”的叫嚷。经济理性在国内,虽有可观春蕾,尚未灿然绽放。

(2)是跟西方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有联系的说法。而以法国人为主将的启蒙派,又受到牛顿科学成就的深刻影响。Man of reason 是指有教养、有科学知识、尊重事实、从事实出发并按逻辑思考的人。但科学和逻辑不在华夏文化的基因里,不会通过日常交谈自然学到。只有中学时学好了数理化,国人才能掌握其思路。不具备中学理科基础,即使读下了党校公共管理专业的博士,一开口,仍然可能分不清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逻辑错到爪哇国。够资格的科学理性人,国内其实也不多。

(3)的 reasonable man 倒是相对简单,这人遵从的道理就是人们普遍承认的常识。这样的人,或许可称为社会正常人。问题是,如果社会进入某一特别时段,比如文革初期人人显得很狂热,嘴上都说打死“汉奸”天然合理,你怎么判断行为理性不理性?

或许我们可以问:理性的反面是什么?回到“理性”一词的祖家,不管是三类理性人里的哪一类,英语里都有两个反义词,叫作 irrational 或 emotional——前者指不讲道理,后者指感情太多。如果道理一时拎不清,即使不知道如何才理性;至少可以不要感情太多,不要太冲动,不要非理性。文革时的官方媒体,文字上并没有直接煽动打砸抢,但他们一再强调各级领导不得打击革命小将的运动热情,实际效果就是纵容感情不成熟的青少年——特别是男性青少年——发泄冲动的感情。这是非常不理性的号召,必然造成无理性的局面。

新世纪以来,反日游行大致两年一次。主旋律媒体每次都要复制文革中的《人民日报》,大叫街头热情不容否定。我们看到的实际效果,就是街头暴力一次次上演。一位记者未能发出的稿件《“九一五”:西安之痛》中写道,有位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说他不会参加反日游行:“我知道这种游行,对事件起不到任何解决作用。再说,经过以前几次抗日游行,我认识到,这种游行到最后都会变味。”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游行到最后都会变味”——主旋律媒体故意视而不见。

今年是历来第一次,公安机关总算公开通告:抓捕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烧暴力分子。惩前毖后,在事后高呼“理性爱国”的同时,也请主旋律媒体事前停止无节制的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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