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爱国主义的流氓化

  ·  2012-09-17

这几日祖国各地上演的爱国主义运动一再证实阿伦特的提醒,群众运动中的上层阶级会与暴民形成短暂结盟,暴民不等于民众。暴民们在暴力的唆使下,服用爱国主义的春药,有爱国的马甲护身,他们进行的抗日行为不是去针对战场上活生生的敌人,而是针对一种扭曲的抽象符号,或者针对自己的同胞。要知道,针对具体的外敌是危险的,暴民们决不去做。针对抽象的符号是安全的,暴民们一定会表现得无比英勇、鸡血沸腾。只要有合适的奖赏,暴民们便会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土地上上演残害同胞的“抗日”闹剧。

这便是他们的抗日爱国行动:砸毁自己同胞的日系汽车;烧毁自己同胞开设的日式饭店;抢劫自己同胞的日系商品;打伤经营日系产品的自己同胞……。在爱国主义的护卫下,这种流氓化的爱国行为已经构成了对自己同胞、自己祖国的深深伤害。这样的爱国行为是纳粹文化的移植,是文革的复活。

面对这种流氓化行径,我不时从骨子里透出阵阵悲凉。这种悲哀并不是单单因为暴民,因为暴民的劣根性并不在和平理性的期待之列。也不在于执行命令的暴力工具,因为这样的工具只能服从邪恶。而是竟然有超过我预料的民众盲从这种破坏法治、倒退文明的暴行。义和团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为什么我的民族没长记性,到底是义和团的邪毒未被彻底清理,还是我们的文化善于滋生这种瘟疫,或者是制度之下的硕果?

最近每天都有人给我发来一些关于抗日的短信,有的要求我抵制日货,有的要求我撰写抗日文章,有的对我进行抗日宣传……。针对这些爱国主义药水腌制之下的语言情绪,我无法做到一笑了之,因为给我发这些短信的人并非普通民众,有的是小有名气的设计师,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小官员,还有的是大学老师。他们是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功人士,每个人都拥有一定范围的职业影响,他们尚且如此,还能让我何言。看来,暴民有相当的生长基础,只要有合适的气候就会迅速长出邪恶来,因为他们始终潜伏在这块土地之上。所以,我无法把罪恶全部倾泻在暴力的组织者身上,尽管暴力身后的推手神秘莫测。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爱国主义护卫下的暴民在真正的国难当头是不敢与外敌拼命的,他的邪恶之劣根会顺势改变自己的风向,真正走向敌人刺刀的恰恰是那些平日里温和理性的人。当年的义和团一见到真正的外国军队马上作鸟兽散,而针对无辜的外国教民及其自己的同胞则是残忍无比。五四时期被革命者称之为卖国贼的曹汝霖坚决不当汉奸,相反的是,那位叱咤风云的爱国主义抗日青年梅思平,恰恰出任了日伪政府的组织部长和内政部长。令人感慨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义和团并未死去,梅思平也并未走远,这种邪恶的幽灵始终在这块土地上徘徊,伺机出动,今天在爱国抗日的借口下,终于有了表现英勇爱国的机会。

国家的强大来自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长,任何暴民化的运动都是对公民社会的破坏。公民理性是一个社会法治、民主和自由的基础,暴民是它的反动。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把暴民装在笼子里,更别指望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和暴民是一对兄弟,若即若离,狼狈为奸。可惜的是总有人幻想这种暴民运动是底层的维权雏形,有朝一日能够改邪归正,成为和平民主的促进力量。历史上哪一次农民运动带来了民主与法治,又带来了自由与和平?自上而下的任何运动群众到头来都会把灾难转嫁给民众,得利的只是少数的流氓和暴民。二十世纪的重大苦难尚未烟消云散,可惜的是一些人已经这么快就忘了。

暴民与民众的显著区别则是暴民的组织化和对领袖的崇拜,这已是当年阿伦特对纳粹运动及其苏联共产主义运动考察得出的结论。民众只是一种在运动中被裹挟而盲从的原子,他们的诉求只是个体或短暂的,往往没有更深的政治抱负。暴民在运动中除了暴力行为之外还深藏了政治目的,尽管这种政治背景有着浓厚的授权色彩。要知道,任何运动都很难是控制之下的河流,许多情况下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失去控制的被运动起来的暴民行动有时会砸伤了自己的脚,甚至还会吞没它的主人。因为暴力运动一旦启动,就会有各种利益动机加入其中,形成错综复杂的暴力交织。

民主国家很难使用爱国主义的春药,因为这种药对于健全的公民人格和法治社会不起作用。它只适合极权体制。在极权体制中,爱国主义的春药百试百灵,从苏联到朝鲜,从纳粹到文革莫不如此。在极权社会中群众都是原子化的,本身并不具有组织化的维权基础,各自利益的分散不能成为冲销极权运动的力量。相应的是,极权主义运动依靠暴民的组织化力量,暴民则依靠领袖的政治符号和政治遗产。爱国主义运动中的暴民行径并不是出于爱国的真诚,而是为极权主义贡献力量,或者向权力示好,它与底层民众的个体化维权有着截然的不同。底层民众的利益维权都是具体的,而暴民的目标恰恰是抽象的。具体的民众维权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而抽象的暴力目标则是公民社会的破坏。遗憾的是仍有人对这种暴力行动抱乐观态度,总指望他们喝够狼奶后就会生产羊羔。这与当年的人们热衷于暴力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历史上高喊革命抗日者往往并不抗日,而是另有自己的目的。暴民们今天以抗日的名义打砸抢,明天就会以爱国的名义杀人,历史的教训还不够吗?

洛克说,一个不尊重个人私有权的民族,居然会看重主权,这只能用精神分裂来解释。其实,他们不是精神分裂,而是灵魂深处邪恶的作用,他们要剥夺这块土地上仅存的一点点文明。这几天的爱国主义打砸抢竟然完全雷同于历史上的暴力革命,这种对暴力的狂热、罪恶的发泄、为文革招魂已是文明的死敌,造成了二十一世纪最黑暗的日子。在这里,一方面有着几十年愚民教育的战绩,一方面充分暴露着人性的黑暗。暴戾的人心竟然在爱国主义春药的催动下现形为一种深深的罪恶。让一群践踏私权的流氓来保卫我们的主权,这真是鼓动底层革命者改变社会的天真妄想。

任何群众性的运动都是对公民独立精神的考验,没有独立人格支撑的群众运动都是乌合之众。乌合之众不符合逻辑。在运动的过程中,当初的目的很快就会变异,任何神圣的动机在狂热的运动中都会异变成个人的利益目的。何况运动中的乌合之众并不能知道运动的幕后推手,许多交叉目的也都会成为运动变异的力量,以此彻底毁灭运动之初可能存在的真诚幻想。想把运动启动起来,然后进行刮骨疗毒,或指望运动自身能够理性归位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如果群众运动成为乌合之众的爱国主义流氓化,再贴上爱国主义民族大义的狗皮膏药,这不是纳粹又是什么,不是文革又是什么?清政府之所以千方百计阻挡启蒙,就是不希望人民觉醒;今天仍然有人痛骂启蒙,是因为有人比清政府更清楚启蒙的价值。看看这场爱国主义的打砸抢运动,这块土地上的启蒙远未完成,启蒙依然任重道远。

201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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