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我与“爱国”的记忆

  ·  2012-09-16

为爱国而害国的人,今天不分地域纷纷在出现。

有一个词叫“爱国贼”,大家听说过吗?

我想今天与大家谈谈。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顺着心情。

“爱国贼”是“为爱国而卖国的人”,换句话说,“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

“卖国贼”和“爱国贼”的相同点是其言行的实际结果——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同点则是其言行的主观出发点——卖国还是爱国?

“卖国贼”无疑比“爱国贼”更加恶劣,毕竟是主动企图出卖祖国,背叛祖国的同胞,那其恶劣是较高限度的,必须承担最高限度的惩罚。但不管卖国贼的行径有多么恶劣,它是少数。

在一个国家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是“卖国贼”。

与此相比,站在历史的高度、现实的深度以及未来的长远角度来看,自以为是个爱国主义者,却成为实际客观上的卖国主义者的人——“爱国贼”的数量不少,规模不小。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为表示爱国而提出的重要口号武器——“爱国无罪”,可能造成“爱国贼”后果的非主观目的的客观蔓延。

关于可能出现“爱国贼”行为的角色,应该说是“五花八门”:政客、记者、作家、学者、明星、艺人、军人、运动员、官员、精英分子、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退休人员、企事业单位从业者、政府机构从业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为“爱国贼”,而且,绝大多数的“爱国贼”根本没有意识到或不知道自己是个“爱国贼”。

这点很关键,确实也很麻烦,是“爱国贼”泛滥,蔓延,却难以控制的根本原因。

我给大家说说一个故事。那场亲历正是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么是“爱国贼”,那场经历也是使得自己跟中国舆论环境产生联系的一个接点。

2005年4月9日上午八点,北京中关村海龙大厦。大概几百人集中在大厦门口前的广场,拿着横幅,喊着口号:“反对日本入常”、“反对右翼教科书,篡改历史”;“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抵制日货!”,还有“爱国无罪”。被称为“反日游行”的事件爆发了。我把它当作观察中国人民族情绪的难得机会,亲身体验了现场的过程。

有游行队伍一直走到远离20公里左右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它仍石头、鸡蛋、塑料等,还打砸日本餐厅什么的。日本政府严正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示威游行本身没什么,任何国家、社会都有这些,没有示威游行才是不正常的。然而,打砸抢烧属于非法,无论从国内法还是国家法的角度,都不属于合法的。中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在华日本人的安全,就像日本政府有义务在日中国人的安全一样。

“暴徒化”的中国百姓们之表情与举动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或中国人的根本看法,包括我身边的人,她们开始瞧不起中国人,嘲笑中国社会,虽然我也表达了我在中国国内的观察:“打砸抢烧的人是有的,但中国也有许多反对非法行为的人,不能以面盖点。”

日本驻京记者们把一系列游行、暴力过程拍摄到了,并在接下来几天内不断重播部分中国人打砸日本使馆和日本餐厅的镜头。日本社会一下字变成“反华”社会,老百姓产生了“中国人不文明”、“中华民族不像话”等间接的直觉。

日本媒体除了NHK电视台之外都是私营的,所以从商业角度出发,把那些反日行为全方位地利用起来,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绪。攻击日本使馆的“反日中国人”充满“民族主义”,看到那些镜头的“反华日本人”也充满“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体现的无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间的恶性循环。

作为反日游行的亲身目睹者,我本打算在日本媒体围绕“日中如何从反日游行吸取教训?”角度写一篇文章。一些媒体完全站在商业角度,对我这个全程目睹者表示了兴趣,并与我紧密保持沟通。

我写出来了,主要的论点是“中国和日本必须认识到体制差异造成的相互误解,妥当处理历史认识问题,警惕排他性民族主义,为营造良性的国民感情氛围,两国的政府、媒体、民众必须冷静下来,千万不能因此次事件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

当时,我还20岁,想得比较简单,或单纯,现在回头看,也过于理想主义,对现实缺乏全面的了解与思考。

后来,编辑告诉我说,“这篇稿子不能发”。我问“为什么?”他说“这篇稿子太中立,没有突出点,不够刺激,不深入人心”。我因不解而问到“这句话怎么讲呢?难道我的文章观点不鲜明吗?”回答是“不是,只是在目前反华的舆论导向下,你不能说与它完全相反的,至少要好好批评中国,如果我们登了你文章,不仅是你,我们也要被舆论排斥了,难道你愿意这样吗?”

请问,你是爱国吗?如果是,那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呢?“爱”应该说是对人、国家、社会等对象发自内心,有深挚的情感。爱国主义要讲究方式和策略,一旦弄错了这些,你就有可能无意间、突然间变成卖国者——爱国贼了。

无论你是行动派还是沉默派,都有可能成为爱国贼。

爱国贼们的行动有可能给整个民族带来悲剧,其沉默有可能给整个社会造成沉没。

当时组织或参加那次游行的人清一色喊着“爱国无罪”。喊着“爱国无罪”的口号打砸别国使馆的人,是否属于“爱国贼”呢?我认为“是”。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基于商业考虑,过多重复报道同一个镜头,向民众灌输充满虚拟性的“反日”或“反华”的媒体从业者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看到媒体报道后,不经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骂对方国家,提倡断绝与对方交流的,愤怒中的网民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明显感觉到本国与对方国之间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冲突,也天天看到相关媒体报道,但却不把它们当回事,以为与自己无关,假装不知道,显得无所事事,只是保持沉默的民众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后来到全国各地向民众传达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提倡冷静和理性的官员、学者等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不是”。

后来组织座谈会,分析反日游行发生的成因,谋求从中吸取教训的大学生们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不是”。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把当时在北京发生的情况真实而不歪曲地报道出去的媒体记者们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不是”。

而我呢?我自认为是爱国主义者。当时即使是因为冲动和使命感,到游行现场亲自目睹了那情景,试图写文章,向两国情绪化了的民族主义者们呼吁理性和务实。但由于后来遭到编辑拒绝,最终没能发表文章,感到无能为力。害怕遭到右翼分子等指责和批评,担心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就开始“明哲保身”了,再也不找别的途径,保持沉默,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现在回想起,当时放弃了自己初衷的加藤嘉一是否属于爱国贼?我认为“是”。

“爱国”不应该自以为是,更不应该盲目自大。“爱国”要求人们理性思考哪些方法与策略可取、有效和长久。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但一个人的言行符不符合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形象和尊严,能否推进国家利益,只能依靠人们自己凭借主观去思考,判断。

你有没有曾经扮演过“爱国贼”?如果是,就请好好反省一下。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卖国贼不可能很多,也不会泛滥,但爱国贼却有可能不少甚至会蔓延。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二战前的社会舆论,军国主义者出于所谓“爱国”,把国家弄到无路可退的侵略战争之路上;政府文官害怕被军人攻击,不阻止军国主义者的“暴走”;媒体几乎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功能,尽可能不报道反对军国主义者的声音;至于国民,就是彻底变成了“沉默大多数”,盲目服从军人的统治。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爱国贼”,日本最终陷入战败,人类历史上首次遭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国土变成了一片废墟。

这无疑是爱国贼泛滥的后果。这些情况曾经在其他国家发生过吗?将在其他国家发生吗?正在其他国家发生吗?

我想,一切都有可能,甚至在进行中。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而容易造成排他、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重新崛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刻认识、认真思考:

爱国贼的无形蔓延,比卖国贼的有形泛滥,更有可能,更加危险,更为绝望。

本文为拙著《爱国贼》(繁体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2011年6月)自序的部分内容;曾刊登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三眼”(2011年6月22日);2012年9月15日做出了一点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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