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爱国的限度

  ·  2012-08-31

一个词语,由坏变好难,由好变坏易。民主诞生之初,原本是一个坏词,磨砺两千载,直到十九世纪以降,才成为举世竞逐的政治路标,哪怕是心中极其厌恶、恐惧它的专制者,有时都不得不用它标榜、粉饰自身。反之,则如爱国,数千年来在泱泱中华一直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好词,大抵便是在这数十年来,仿佛感染了致命的病毒,迅速变质腐坏。嘲讽爱国主义的名言一夜之间开满了公众的头脑——我们尝引塞缪尔·约翰逊和王尔德的话,这里且钞一句安布罗斯·皮尔斯:“爱国主义:一堆随时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点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如今你在一些公共场合宣称自己是爱国者,恐怕不会迎来真诚的掌声,而是白眼和嗤笑。

这其中的缘故,应该是爱国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出现了崩裂。我依然相信,从本意上讲,爱国是一个好词,我从不否认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只是,爱国之现实,即能指,远远背叛了本相:爱的对象被异化,爱本身被绑架。许多时刻,爱国之举,不仅无关于“国”,更无关于“爱”。打个比方,你去吃中国传统名菜霸王别姬,吃到嘴里才发现,原来霸王(鳖)不是霸王(鳖),姬(鸡)不是姬(鸡),偶尔被骗一次没关系,受骗多了,也许见到这道菜就要作呕。爱国致人反感,原因既在于此。

爱国者常犯的错误之一,即把国家等同于政府,以为爱国家就得爱政府。这不可混淆之处,古人早已辨明。殊不闻,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人口中的国家与天下之别,正如今人口中的政府与国家之别。当差别被抹煞,爱国便陷入了迷障。1930年代,陈独秀被诉以危害民国罪,章士钊为其辩护,指出“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孑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可惜这一番明澈的道理,不为法院所取,陈独秀终被定罪,贻笑千古。殷鉴不远,我们切不可重蹈覆辙。

爱国的第二个误区,即爱国的主义化。我愿意自许爱国者,却不愿自许爱国主义者。盖个体化的言说与行为,一旦冠以“主义”的宏大后缀,犹如一个瘦弱的旅人,忽然被压上千斤重负,本来笔挺的脊背即刻弯了下来,而生出一副奴才相。爱国就是爱国,是我与我热爱的国家之间的自由恋爱,任何人与权力都不得干涉;若被主义化,则沦为包办婚姻,其幸福指数直线下降。要言之,爱国无须主义,主义化的爱国未必是真爱。

爱国的第三个问题,即将爱国神圣化(或者神经化),藉爱国之名,行欺人、侵权、违法之实。远如“五四运动”之火烧赵家楼,践踏曹汝霖家的财物;近如前不久的保钓游行,在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对日货、日系车、日本店进行打砸抢。话说回来,我支持保钓,却不支持这般暴乱的保钓。这么做,不消说保卫钓鱼岛,连自家钓鱼的河流都保卫不了。你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财产权——大多日货,虽为日本制造,却属国人所有;大多寿司店、料理店,更是国人所开,况且美食从来不分国界——谈何让他人尊重你的财产权,相比爱国的神圣,财产权更加神圣不可侵犯;你号称抵制日本人,实际上却在抵制自己的同胞,其结果,必定为同胞所抵制。所以这样的爱国者,通常被斥为“爱国贼”。

爱国的第四个问题,在于爱国的崇高名义,除了被盗用成贼,还被滥用成灾。譬如抵制日货的壮士,高举爱国的义旗,最终将自己抵制成了蠢货,如此,爱国的旗帜,焉能不脏?再如,我惯用一个案例,这里重述一遍。中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屡战屡败,有些好汉满腔忧愤无处诉,企图从战场之外找回面子,便跑去日本妓院,点了一名日妓,狠狠发泄一通,回去后四处宣扬为国争光,在床上打败了日本人,此即所谓的“床上爱国主义”,如此,爱国的名头,焉能不臭?长此以往,爱国这个词焉能不坏?

诸君读到此处,也许会质疑:这也是误区,那也是误区,区区爱国,竟有这么艰难?其实,相比这四点,还有更让爱国者头疼的难题呢。举国保钓,我所居住的城市不甘落后,有些朋友制作了保钓衫,分发同志,却遭警察阻止,听说那些印有爱国图文的保钓衫皆被没收。爱国爱到这一步,不是令人心痛,而是令人心寒。这已经不是如何爱国的问题,而是能否爱国的问题。不得擅自爱国,才是制约爱国者的最大限度。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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