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杰:立法处罚不文明行为须过四道坎

  ·  2012-08-16

近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市民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立法论证会。这部有可能成为全国首部市民行为规范法规的条例,不仅涵盖市容和环境卫生、宠物管理等各方面的不文明行为,还拟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将社会服务令、降低信用等级、刊登道歉声明等新手段列入处罚种类。(8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从实质上看,有些不文明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应当纳入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深圳拟将市民反映集中的诸多不文明行为进行法律规范,明确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使其受到相应惩处,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制裁体系是一次有益尝试。

但鉴于深圳做法是全国开先河的创举,一方面将许多原本属于道德领域的事项上升为法律规范,另一方面拟设定一些《行政处罚法》中未明确规定的处罚种类,因而,深圳的相关立法至少要过好以下四道坎:

首先是要切实做到立法不越权。这就要解决扩大行政处罚种类范畴的法律依据问题,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影响实施效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除了列举了六大类行政处罚外,还笼统肯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种类。这意味着,行政处罚种类可以在六大类之外另行设定,但它的权限仅在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不在其他法律形式,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同时还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这就涉及到社会服务令是否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问题,深圳法规是否有权设定。

其次是对违法行为的定性要正确。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法律规范,并给予行政处罚,是将原本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将违反道德要求的行为变为违反法律的行为,实质上是重新划分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界限。这就要求立法者明确入法的标准,既要做到恰如其分,也要防止随意扩大违法范围。

而既然涉及违法及其处罚,那就必须符合“责罚相当”的基本法治原则。做到这一点恐怕也有不小的难度,因为这些违法行为刚刚由违德行为转化而来,也就是说其社会危害程度本身就低,如何给危害较小的不同违法行为配置行政处罚,显然需要处罚种类创新,简单地沿用现有行政处罚种类恐怕也涉嫌“大炮打蚊子”。

最后一道坎就是任何立法都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即法律的可操作性问题。将众多的不文明行为上升为违法行为,如何及时发现、有效制止、调查取证并严格执法,可能是一个比立法更难的大难题。一方面这些行为可能带有某种普遍性,那么如何解决“全民违法”问题,另一方面许多行为往往隐蔽发生,如何调查定案,既节约执法成本又维护法律尊严,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总之,深圳立法规范和制裁市民不文明行为,十分必要,但要做到科学、合理、权威、有效,还有许多研究论证工作要做。

来源:黄河评论 | 作者:李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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