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姜永熹:富人移民折射出中国社会建设的紧迫性

  ·  2012-04-02

近年来,富人移民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网民们对类似事件几乎一边倒地持“质疑”态度,指责“贪腐论”者有之、指责“为富不仁”者有之、甚至指责“变相叛国”者有之。一个需要正视的背景是,“世界是平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和正常。移民这种事在“移民万花筒”的美国、在一体化的欧洲都随处可见,就是在中国的香港、广州、上海、浙江、北京等地也到处可见不同肤色的面孔,只不过老外在中国短期居住或工作的多,拖家带口举家移民中国、定居中国的则比较少见。

与此相反,对于在改革开放背景中富裕起来的一些“中国新贵”,面对财富成长的国家,却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些常人所预见的“感恩之心”,反而出现一些高调移民国外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民众的热议。

根据胡润联合私人银行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14%的千万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移民当中,还有近一半在考虑移民。这些富豪虽然在全体国民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但是作为财富精英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按照改革开放最初的决策预想,先富起来的人要带动后富起来的人,可是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却选择了“移居海外”这条路。这个现象不但偏离了原来的政策预期,也偏离了人们对富人的社会期待。从社会整体来看,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不具有警示作用。有人就忧心忡忡地警告:他们(富人们)像是大地震前的动物,更早知道即将到来的危险。这种比喻,实则向我们揭示了一种事实,富人移民不但是当事人的问题,背后也折射出社会建设的紧迫性。

一、富人何以移民?——教育、安全、新生活的三大理由

在普通民众看来,富人们在背靠祖国获得巨大财富之后,不但不感恩于国家所提供的财富庇护和低成本机会,反而不计财富获得过程中伴随的环境污染、财富原罪等问题,一心裹挟财富远赴海外。但是,对于富人们来讲,他们同样有移民海外的理由。这些理由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寻找安全感,三是追求新生活。

首先,方便子女获得优质教育,是很多富人选择移民海外的普遍理由。在中国人心中,子女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受中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影响,“望子成龙”的期待几乎存在于不同阶层的家庭中。但是,由于中国教育环境和教育制度所限,能够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并非易事,特别是对于平常疏于教育和管理子女的富人家庭,高考这条路似乎并不容易。反之,如果能较早地移民国外,让孩子尽早熟知英文学习环境,则不必通过“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努力,较轻松地考上一所比国内名校还要好的国外高校。这种海外“高考移民”的方式,对于富人来讲,能够承担其成本,自然也就愿意为了下一代“孟母三迁”了。

根据胡润《白皮书》中显示:“子女教育”才是海外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因为子女教育而进行海外投资的人数高达50%。有人甚至算了一笔账, “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由此看来,移民海外终究是值的,问题是对于富人,可以一次性完成这笔投资,对于其他人则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对国内教育制度实施“用脚投票”,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其他阶层大多无福消受了。

其次,寻找安全感,躲开“被均富”风险是富人移民的第二大理由。富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受到国家与社会多方面压力。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远未完善,行政权力对市场运行发挥巨大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随着“国进民退”的趋势,以及国家对上游产业的垄断,压缩了私人投资者的盈利空间;就社会层面而言,随着国内阶层差距不断扩大、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的社会形势下,处于财富顶端的富人们,显然害怕国家通过行政行为或者社会通过非和平方式,剥夺他们的财富。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在社会不公日益突出的时代,民众会不约而同地将仇视的矛头指向富人。而且,社会上对原有的“均富运动”记忆犹新,富人们当然要对此心有忌惮,但是又不肯集体为此买单。

也许有人会说,富人合法财产已经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了,害怕什么?确实,富人们的财富已经拥有《物权法》等法律来保障,但是在 “有法律、没有法律意识”的过渡阶段,将希望寄托于纸张上的法律显然是没有底气的。其实,一些富人们也应当明白,也正因为法律不严,在普遍税负较高的中国,“偷税”、“漏税”成为一些民营企业多见的行为。所有这些顾虑,都成为富人们忧虑自己的处境、通过移民来“洗白”或者用外国国籍来保护自己的理由,听起来也并不失当。

再次,通过移民获得国外新的生活方式是富人移民的第三大理由。追求优越生活,是人类一种本能性的活动。相比而言,富人拥有更多的社会有利条件来实现梦想。近些年引发社会关注的高尔夫球场、高级会所以及抢购奢侈品等现象已经表明:中国富人已经不惮于“露富”,甚至一些富二代在网上的“炫富”,将中国人长期的“藏富”价值观彻底颠覆了。与富人所要追求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似乎正相反。不同阶层的人们,都看到:受GDP崇拜的影响,环境破坏了,水体污染了,一些不良商贩经营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血旺、硫磺姜等事件,已经威胁到社会各阶层的生命安全与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质的富人们,当然也深受其害。一位移民者在回答为什么移民时简短而直接地说:“三鹿”。显然,这样一种食品安全乱象,已经让一部分富人失去了信心。相比之下,国外良好的食品卫生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当然更具吸引力。于是,移民就很容易与优质生活挂起钩来。

除了上述理由,最近在新闻上涌现出的一个现象也值得深思。那就是,不少富人通过“取得别国国籍”的方式,获得计划生育豁免权。对实施了近三十年的“独胎化”计划生育的国度而言,“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在富人这里,显然遭遇了尴尬和现实阻碍。一些有条件的富人,通过移民不但能够使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也绕过计划生育政策,在国外实现“儿孙满堂”的家庭梦想。

二、富人移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富人移民,不能不说明:一个曾经拥有强大向心力的中国,正面临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回顾历史,中国社会独立运行的空间并不充分。时至今日,处在现代化潮流中的中国,仍未找到国家与社会有机弥合的结点。这一点,可以从“富人移民”这个现象中窥探一二。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某些个人,对其进行道德批判,虽然能够吐露一时之快,但是并无助于解决问题。这里,更多地是以这个现象为切口,深入社会肌理,找到一些能够切中中国发展实际的问题所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热衷于推动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在“积极公民”的培育和社会参与平台建设上给力不足。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更多的是考量“富起来”的目标,对于社会建设、政治发展等议题明显缺乏规划。与此相随,在“谁能致富谁英雄”的简单驱动下,全民逐利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当今的富人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弄潮儿。但是,政府在为社会提供致富空间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富人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很多地方政府推行鼓励先富的政策,并没有及时在企业社会责任、公民意识养成上下功夫,反而助长了“有钱就是老大”的片面导向。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对待富人就像对待财神爷,唯恐失去了财源。这就导致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直接将致富与自身能力挂钩,却忽视了由低成本劳动力、政府优惠政策带来的支持。不可否认,确实有些富人希望更多的社会参与,谋求自我完善甚至政治身份,但是一段时期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虽然被看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个体户、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却迟迟没有得到界定。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富人就是做好投资、发财”的本分就可,其他则不用过多关心。久而久之,富人们就变得“自负”和游离于社会关切之外。既然国家无法对富人阶层进行有效整合,无法满足一些阶层的“回报”意愿,无法给以富人阶层参与空间,那么靠富人自觉而形成积极公民意识和较高的道德责任,那么就有些 “过分要求”了。在这种情况下,拍屁股走人,甚至“捞一把就走”、“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等极端思想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对资源缺乏合理有效地分配,导致社会阶层差距拉大,富人阶层被置于一个优越却“危险”的地位。在“GDP主义”的鼓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什么项目挣钱就吸引什么项目”,甚至出现了不少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增加收入的“带血工厂”,这很容易危及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与此同时,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分配不均和长期维持不动的工资。人们看到,一方面富人阶层“富得流油”,一方面其他社会阶层为了基本生计在忙碌奔波,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已经不能不引起重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经济实力确实增强了,但是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却没法与GDP增长同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随处可见,一些道德沦丧和缺乏监管的不良商贩,甚至敢于生产销售“黑心食品”,把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后一道关口都给破坏了。

除了“阶层差距拉大”和基本生存环境破坏的现象以外,人们发现,“高房价、看病难、上学贵”等现象,正如新时代的“三座大山”压在普通老百姓头上,令人难以喘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出现,正说明:一些优势阶层利用手中的资源与公共权力相媾和,保持自身的优越地位。这就促使整个社会存在“阶层界限清晰、上层社会抱团、中下层向上流动困难”的“阶层固化”现象。这种现象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近年来越发频繁的“群体性事件”。当一个社会失去有序流动的空间,人们对现有秩序的信任就会不断减弱,甚至积累怨气、怒气和戾气。于是,那些生活优越、衣着光鲜的富人们,很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甚至仇恨的对象。可以确定的是,民间的“仇富”心理并非全是针对富人阶层,很多情况是对社会不公的宣泄。在民众心中,富人是体制和政策的得益者。任何阶层一旦流动凝固都无可避免地面临倾覆的威胁,那么解决的办法只有激进的抗争或者逃避。这一点,对于那些拥有智慧和财富的人们,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再次,社会建设迟缓,导致国内综合生活条件缺乏吸引力。频繁的公共性事件,如“三鹿奶粉”、“动车事故”等,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安全感。在权威自我纠错和监督能力还不尽人意的时候,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甚至畸形发育,使得社会运转机制更加缺乏支撑,近来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不是“民众有意为之”,而是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对社会自身而言,缺乏一个有代表性的组织来与政府谈话,这就少了可以凝聚民意、缓冲矛盾、提升理性的载体。这样一来,社会秩序就很容易受到非理性力量的感染,滑向非理想的秩序状态,社会稳定也就十分脆弱。官员腐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社会道德和信任解体,传统的道德文化遭到破坏,新型社会运行规则和道德体系远未形成,社会集体无道德、追求物质生活、“及时享乐”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在如此背景下,对于富人们而言,在“先富”之后不是考虑“带动后富”,而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与享受财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只能看到财富集中在富人手中,并且或多或少产生一些“仇富”心理。在贫富差距拉大、一些富人过于张扬财富和炫富的背景下,“富人的名声”集体受到质疑。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有着放大化的影响,并进而引起符号化的误读。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容易被看作“均富”的信号,从而引起富人们的惶恐。富人移民,可以看成是对国内综合生活生态弱化的一个反应,有钱人通过“用脚投票”来规避风险,亦成为选择的可能。

由此可见,富人移民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看到,人口流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应该允许社会上对“富人移民”现象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我们而言,当下最紧要的不是对“富人移民”进行道德挞伐,而是要思考如何实现社会整体进步、提高社会吸引力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拾 “万国来贺”的盛景,万千老外带着梦想、财富和技术涌向中国,那么中国离真正的崛起就不远了。

来源:《学习月刊》2012年第3期 | 作者:吴晓林、姜永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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