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偏政”的误区

  ·  2012-06-18

医患关系紧张,医闹事件迭出,这是不争的事实。关系紧张到极处,那就是“杀医”案件的发生。

一段时间来,卫生部动作连连:先是要求医疗机构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加强保安力量;随后又连发通告,要求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在医院闹事可追刑责;要求二级以上医院协调公安机关派驻警务室……

防护有必要,但这显然不是治本之策。而事实上,长期以来政府恰恰是医患矛盾激化的无形助推者。

在医疗领域,政府是资源的重要配置者。资源配置不当,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突出。如今不仅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而且医保资源的配置更不合理。在医疗保障这一块,一直以来就分出了三六九等,“优待”与“劣待”相差巨大;对于广大普通百姓尤其是众多的农民来讲,所谓的“医保”就是“低保”——极低水平的保障。

比如在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排的2012年度的50.2亿元收支预算中,公费医疗占大头,其他还有人社局的工资支出等。其中为全市公务员安排支出的公费医疗资金达14亿元,占整个预算近3成。而预算中并没有农村合作医疗的补贴情况。根据广州市卫生局的数据,2012年广州210万农民的整个医保费用不到8.2亿元,各级财政对农民医保补贴总额为6.15亿元——还不到公务员公费医疗费用一半。

南边的广州如此,北边的京城更甚。北京约有100万人员享受公费医疗,其中尚有中央级约33万人公费医疗尚未启动改革,已成医保改革的最后一场“攻坚战”。中央级公费医疗改革,计划将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当基层职工和农民在无钱看病的苦海里挣扎之时,中央“公仆”一直在享受公费医疗的特权。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医疗保障的钞票,大头被官员公务员所使用。为什么官员公务员很少成为“医闹”的?因为保障较好,后顾之忧少。试想,如果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所享受的医保待遇与公务员相似或相近,那么,还有多少人会去做“医闹”,甚至去“杀医”?

中国不久前发布了2011年美国人权纪录,以此回应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其中讲到美国有大量公民无医疗保障。你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呢,还是“五步笑百步”?

我国医疗保障资源的配置,不仅很不充足,而且极不均衡。不充足、不均衡的配置,首责就在政府,这是问题的关键。我将这种不均衡、不公平的资源配置,称为执政中的“偏政”。政者,正也。陷入“偏政”的误区而不能自拔,那么必然社会矛盾会层出不穷。

在患者、医院、政府这三者的关系中,表面看是患者与医院的矛盾,实质是患者与政府的矛盾。由于政府职能部门与医院站得很近,这两点变成了一点,从而致使“患者、医院、政府”无法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作为矛盾一方的患者,事实上也是把医院和政府一同看成是对立面的。

政府部门作为医患矛盾激化的无形助推者,在医患之间的具体事务上,诸多行为也是习惯于“偏政”——“拉偏架”,公众不难感受到:卫生部门的屁股一直都是坐在医院一边的。卫生部的传统是护医生,而教育部的传统是反教师——这两者对比鲜明,但同样都属于“偏政”,都缺乏公平公义。

和谐的社会不仅仅需要仁爱,更是需要公平与公义,因为没有公平公义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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