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仇穷的社会没希望

  ·  2012-05-09

不断碰到有人不依不饶地做出这样的预测:未来属于中国。或者是相反的预测:这个“中央之国”将永远难以撼动美国的霸主地位。塑造21世纪的力量,将不是各国政府的抽象选择。相反,推动转变的力量将属于一个新兴的全球中产阶层。

过去20来年世界的大叙述是,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西方向东方大举转移。这个再平衡过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对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相对地位的比较,掩盖了一些更为根本的推动转变的因素。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可能变化相比,各国内部发生的情况同样有意思。再过20来年,如今穷人占多数的世界将变成中产阶层占多数的世界。

但在中国,社会以仇富、仇官、仇警、仇穷之“四仇”为标志的戾气弥漫特征还将继续存在。因为,被撕裂的性质与被封锁的性质相辅相成。

2005年,山东东营市广饶县一位15岁的端盘子送菜的王姓女服务员,被老板威逼去陪客人喝酒,因客人消费额度没达到老板预想,而被老板殴打致死。这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到今年3月才有司法处置结果。暴力受害者呈现出低龄化是个值得注意的趋势。在北京,今年2月份,一位16岁的送奶工仅仅因为不慎打翻一箱牛奶,就被其老板父子殴打致死。同月,在河北保定市白沟镇,15岁的张姓男童被黑龙江籍的老板残酷虐待,身上被割出数十处伤痕。这个没有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孩子每天被迫工作16小时。……

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家庭贫困,没有人愿意让未成年的孩子出去打工。在另一端,如果不是业主对穷人怀有刻骨的歧视、轻贱,也不至于甘冒法律风险进行如此暴虐的伤害。中国社会崇拜公权力,而钱能买到公权力或买到公权力的服务与庇护,富裕阶层就自动地把自己视为公权力的一部分。同样,在现行政治制度下,公权力的滥用已经成为常态,富裕阶层实施的超过处罚界限的暴力也是他们自视为公权力一部分的必然结果。

中国大陆每年都要发生大量的群体事件,往往伴有毁坏警车或其他执法车辆的行为,是百姓仇警进而仇官的一种情绪宣泄。2011年7月,在贵州安顺市,残疾小贩遭城管殴打后莫名死亡,引发大规模抗议,民众掀翻城管执法车辆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对峙。同年11月,在贵州的一个县,民众不满乡政府执法粗暴而致一对村民父子被活埋小煤窰,怒砸乡政府办公楼全部玻璃,随后掀翻前来维持秩序的五辆警车。……

群体事件中的过激反抗并没有遏止住以警察权滥用为突出特征的公权力滥用行为。比如菜贩被派出所扣押后,出现所谓自杀现象而警方无法提供实时全程监控录像;再比如,便衣警察借故殴打路人致其骨折,而警方却以“是个误会”来敷衍社会质疑。毫无疑问,公权力已经陷入了“暴力迷恋症”状态。由此,整个社会也将被推进暴力的漩涡。因此,温总理的“权力阳光论”变为现实的先决条件,是医治公权力“暴力迷恋症”。

说公权力陷入“暴力迷恋症”状态并非夸大其词,最好的证明就是这种重大社会疾病具有传染力。上面涉及到的富裕阶层自视公权力组成部分的情况,而印证“暴力迷恋症”具有传染性的最好证明,莫过于今年四月份发生在北京的奔驰男与奥迪男痛殴夏利车主的事件。虽然夏利车主不算绝对穷人,但比起前者来分明是“相对穷人”。前者在借故施暴后声称自己是海南公安局长与武警首长的关系人。尽管海南官方立即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施暴者的“造谣”行为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只要和公权力拉上关系就可以施暴而不用担心法律后果;其二,公权力拒绝阳光运行,才使“造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对公权力崇拜和对金钱信仰也是精英焦虑的表现,他们焦虑会被权势边缘化,会因边缘化而无法获得保证自己体面生活的经济收入,或者已有的地位与财富没有安全保证。在后一层意义上,人们不难理解司马南与孔庆东之流为什么仅仅“披了一张知识分子的皮”,本质却是权势者的走卒与金钱的奴仆。与此同时,公权力的暴虐不仅表现在现实暴力上,还表现在运行环节上对穷人实行无所不在的羞辱。一个因信仰“邪教”的妇女被警察声言“回家就抓”,以至于有家不敢回,而能够筹齐两万元的取保候审金就可以暂得安生。一个因问题屡屡不能了结的常年上访者到公权力机关递交材料,或是遭遇拒收或是要求收到机关出具收到证明而不果。原因很简单,上访人没有能把接待官员请到酒桌上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他没有相当量的金钱来经营人际关系。

穷人遭遇无所不在的公权力羞辱,是许多穷人不惜人格而改变现状的巨大动力,结果是成功者的心理被扭曲,失败者更加愤恨整个社会。从这点上,我们更不难理解司马南与孔庆东们对重庆权势者的投靠。如果给两位超级伪知识分子做现实印证,看一下“教师冒领贫困学生补贴”的新闻足够了。教师在这个社会算不上富裕阶层,更何况冒领者只是个镇学校的教师!这件发生在四川安岳县两板桥镇的丑闻,可谓穷人仇视穷人的经典,也是伪知识分子时代道德绝望的信号。长此下去,社会崩解是没任何疑问的──被撕裂的社会极易产生暴力革命,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农民起义事件可为镜鉴。

有多少“严格执法”的结果是公权力体系对底层社会的敲诈勒索,有多少“重拳出击”的理由是公权力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公然抢劫,只有公权力的最直接获益者才知道。所以,几乎90%以上的公权力分子不希望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如果民间有人或有体系来质疑公权力的运行,那他们无疑会被暗中定性为敌对势力。

尽管现在由于薄/熙/来事件的发生,他高频使用的“敌对势力”一词出现了使用者被贬义化的趋势,但是妨碍了被称为“黑领阶层”的那些掠夺国家财富的人们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原因很简单,“黑领阶层”想当然地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化身,情况正如普通的富裕阶层把自己视为公权力的一部分那样。

当然,不断增长的财富不大可能抹杀文化和国家身份认同。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甚至可能增强这类身份认同。民族主义的复兴,可能成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大威胁。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前所未有的实力再分配,将主导全球舞台上多数新登场者的行为。

总部位于巴黎的欧盟安全研究所刚发布的一份有说服力的报告《2030全球趋势》提供了一些原始数字。报告称,按目前趋势,全球中产阶层将从今天的约20亿人增加到2020年的32亿人和2030年的49亿人。即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中产阶层人数将超过穷人。

欧盟安全研究所将每日可支配收入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者定义为中产阶层。别的定义方法标准较高,将每日最低消费额达到15美元左右的人定义为中产阶层。按照西方的尺度,即便后一种方法的标准也非常低——但想一想,有多少人每天仅靠1美元生存。

意料之中的是,亚洲的转变势必最令人瞩目。中国的中产阶层消费者数量已经超过1.6亿人,仅次于美国。但这个数字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约12%。欧盟安全研究所预测,到2030年,这个比例有望达到74%。在印度,到2025年,应该有半数人口跨越每日可支配收入10美元的门槛,到2040年,90%的人口将为中产阶层。这股潮流也将波及亚洲以外地区。

当然,这些刚刚迈入中产阶层的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仍然远低于北美和欧洲的对应人群。不过,到2030年,富裕国家在全球中产阶层消费中所占比例可能下降一半以上,从目前的64%降至30%。这种转变对新兴国家内部政治秩序格局的影响,将与它对新兴国家与老牌大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一样深远。壮大后的富裕中产阶层很可能要求政府实行更好的问责制度。这未必意味着他们会强烈要求实行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但现有威权阶层将面临压力。

教育的普及以及数码技术不可阻挡的进步,促使中产阶层更积极地要求扩大自己在社会组织中的话语权。数码革命的影响已经在阿拉伯世界充分体现。共享的即时通讯给了全球中产阶层一件强大的武器,让他们为争取在更大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中国网民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人口。对西方而言,与数十亿人口脱离贫困这种喜人前景联系在一起的是,许多人可能会拥抱个人自由、人的尊严、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社会富裕程度与个人自由度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繁荣与民主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有许多证据显示,社会富裕程度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认同普世价值观的人就越多。全球的专制政府都将难以抵挡这种政治觉醒。

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会变得更加稳定或更加和平。大国仍会相互角力。在国内面临压力的政权很有可能在海外找茬挑衅。对自然资源的竞争,以及新兴全球中产阶层的期望与政府满足这种期望的能力之间的差距,都将促使威权政府唤醒排外主义的魔鬼。全球治理机构可能产生的分裂将不会有帮助。未来世界有望一方面更加普遍富裕,另一方面更加追求自由。

然而这种预测在中国大陆却不乐观。2011年中,全国人大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之后,高达三、四亿之多的新兴中产阶级突然缩水为2400万人。按照中国物价水平,3500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刚够维持低水平生存,在省会城市也很紧张。因此,这一结果意味着98%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贫穷。这幅图景与此前不久全世界都在兴致勃勃地讨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将超过美国那幅繁荣富足的中国景象简直成了冰火两重天。

征税起点由2000元提高至3500元之后,纳税人数由原来的8400万人左右减至约2400万人。认真解读这一结果,意味着“富裕”的中国有约6000万人的月收入在2000-3500元之间,其余93.8%的人口除1.5亿每天消费水平在1美元(6元人民币)以下的穷人之外,大部分人月收入在600元-2000元之间(600元是中国政府为农村低保人口设置的低保金)。

这一数字与中国在援助非洲及拯救欧洲经济时所展示的富裕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另外几组数字呈矛盾状态:一是与全国用“皇粮”供养的人数不相称。全国由财政供养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4000万加上事业机关人数大致在7000-8500万人之间,以此减去2400万人,即使这个中国收入最为稳定、让小百姓羡慕的群体也有一大半人的月收入未到3500元。二是与2010年高达29748元(3650美元)的人均GDP极不相称,粗略估算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为9亿左右,其中8.7亿多人的收入竟然都低于人均GDP水平,只能说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最重要的是,每月收入3500元(约650美元)的人口只有2400万人,让全世界的一个颇为热闹的研究课题与媒体话题——“中国中产阶级在持续壮大、中国已形成橄榄型社会”一下漏了气。

这里且不谈早几年那些充满期望的数据,如美国著名的麦卡锡全球研究院2006年预测的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将高达2.9亿人。只谈近两年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数据。2010年8月,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以每天消费2美元为下限,加上世界银行的“全球中产阶级”20美元日消费上限,在此范围内,即成为“亚洲中产阶级”。按此标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不过,亚行将中国中产阶级又划作“底层”“中层”“高层”三类。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他们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这一报告中的数据受到中国国内普遍质疑,因为即使将那3亿多底层中产剔除,中国还有5亿多名实相符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国内媒体大呼中国人“被中产了”。

大概是嫌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数量与标准上还不够混乱,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在亚发行公布中国有8亿多中产阶级之后的三个月也来凑热闹,提出对中国中产下定义需要一个硬指标,即年收入1-6万美元。文章称,以此为标准,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超过3亿多,大于美国的总人口数。那么中国政府与官方学者认为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呢?2005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调查结论称,6万-50万元是界定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三人计算)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在2009年称:中国中产阶级已占总人口22-23%,并且将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按此计算,中国此时至少有3亿5000万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年收入在6万以上。

但就在中国政府准备核实个人收入准备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年收入6万-50万元的3-4亿中产阶级突然消失了,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的中国人仅剩下2400万人。GDP总量号称世界第二的中国,在总人口当中,居然只有不到2%的人能够承担光荣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职责,其中的少部分人还成为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的消费支柱——这些人当真是“任重道远”!

只有以下三种解释能够粗略说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中国政府以往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严重估计不足,极度夸大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而外国那些研究机构本来就是雾里看花,所公布的数据无非是跟着中国官方的调门凑热闹。二是中国存在大量的灰色经济与灰色收入。既然是“灰色”的,这些钱自然会被漏统,当然也不会出现在可以在阳光下晾晒的国民收入表上。按中国现在的物价水平,月收入3500元在中等城市仅够生存。从实际购买力来看,要加上为数不少的灰色收入才能支撑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购买力。三 中国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这些人的财富远远超过外人的猜测数量。这从以下数字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共达107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但按胡润统计,2010年中国千万富豪只有96万人,如果这一富豪群以千万元级占主体,其消费很难将中国变成全球坐二望一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吸引全球超1/3的奢侈品牌来中国开店。

看来中国仍是“统计学家的地狱”,要弄清其中任何一件事情的真相极其艰辛。

现在,焦虑症几乎已成中国新生中产阶级的阶级病、时代病。按社科院陆学艺的中产阶级职业说,中国的新生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国企管理者,私营企业主、高级白领和知识分子等,约占人口的22-23%,且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这个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自1990年代初市场经济正式启动以来,就被当作新兴公民社会的主体,被赋予了中国社会中坚、改革支持和民主希望等等多重使命。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他们看上去却不堪重负,弥漫着总体性的焦虑,仿佛时代精神的写照。

所谓焦虑,又称焦虑性神经症,是以广泛性焦虑症和发作性惊恐状态为主要临床表现,常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口干、尿频、尿急、出汗、震颤和运动性不安等症。不过,这些心理学和神经学上的焦虑症状,更多地与害怕或者恐惧有关。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是最早关注焦虑问题的,最初他认为焦虑与被压抑的利比多有关。不过,1926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际,弗洛伊德出版了《压抑、症候、焦虑》,大幅修订了他对焦虑的理解,首次将焦虑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因为“自我”的出现本身就代表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下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焦虑则是这种现代性压抑环境下个体主体性困境的担忧。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可划分为三种:客观的、神经性的和道德的焦虑。雅克·拉康,另一位精神分析大师,大大发展了对焦虑的理解。拉康宣称,与弗洛伊德观点相反,焦虑具有客体,是一种“相关的想像性的结构性自我”,这种结构性还包括记忆。也就是说,焦虑是现实中的最后选择,穷尽解决和思想的所有可能,无解的解。在这个意义上,焦虑可能具有集体性、社会性或者阶级性,而且兼具历史性、现实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比如基于某种集体创伤和即将到来的集体幻灭。

而中国大陆的焦虑症,是弥漫性的、社会性的、道德性的集体焦虑,它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反映我们对制度和未来的看法,而更隐蔽、更慢性、更长期。2011年8月公布的一项职业心理健康调查表明,对中国内地6省市13177名职业人群进行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显示,该群体焦虑和抑郁状况较为严重,分别有25.60%、23.52%和1.58%的人处于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状态。华西医院心理咨询中心提供的报告称,职业人群在就诊人群中所占比重高达30%,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企事业管理人员——这些中产阶级职业人群——都是高危人群。另有研究对中产阶级的预备队——大学生的焦虑调查,结果更惊人,近半数女生有过焦虑情绪,超过60%的大学生则有社交焦虑。不过,与国人平均10%的社交焦虑相比,这不算坏。如果以农村妇女的高自杀率来比较,如果以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对富士康工厂职工心理调查所反映的打工群体的普遍焦虑来比较,中产阶级的精神状况可能已经算是最幸福的。特别是,若以中国社会当下最引发焦虑的问题“物价上涨、房价太高、收入过低”等三项指标来对照新兴中产阶级的生活,对于这些月入过万、已经有车有房的群体来说,他们的焦虑却在另一层面——与福利相关的痛苦与不安全感。

曾有一份网文,“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在互联网上流传。这十大焦虑,归纳起来,基本上可谓福利主义焦虑,分别涉及职业场所待遇、家庭再生产如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等,而涉及阶级间冲突如仇富和沦入底层阶级的担忧则与普遍福利有关。他们的工资虽高,却是纳税比例最高的群体,可支配收入不足,以北京中产为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的40%,维持体面生活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虽然直接税在当前国家税收比例中不超过20%,但中产阶级作为直接税的主要贡献群体,却没有享受到应用的福利回馈,反而,需要以个人和家庭收入作担保,大幅支出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等,等于事实上的高强制储蓄,而非自愿储蓄,即强制性剥夺。而且,这种集体性的福利主义焦虑还通过社交性焦虑进一步强化和再现。普遍性的社会福利缺失让整个新兴中产阶级们被迫承受全社会的福利焦虑,社会分配不公即社会正义缺失让受益与新自由主义的新中产阶级们不得不面临无法言说的焦虑。

这种尊严缺乏的焦虑,不能不令任何一个中产阶级分子联系到制度的缺乏,特别是财产权,包括土地权、地上建筑所有权、知识产权和企业财产所有权的保障缺乏,这种缺乏几乎是经历过短缺经济时代的集权体制在社会和制度供给上的短缺的继续,形成司法独立制度的缺乏和政治生活的匮乏。结果,越来越多的无论西安药家鑫案还是上海蟹妈案,或者北京草场地税务案,这些中产阶级的关联诉讼,都引发整体道德焦虑。大脑和财富外流是情理之中,创造力萎缩和思想市场萎缩也是自然结果,福利的焦虑最终转化为对制度的焦虑。

当前中产阶级的饭局上、媒体中,议论最多的,就是这种与制度缺失、福利缺失相关的各类话题,他们的集体性焦虑在有限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印证,集体焦虑在沉思的极限处表达出来:谈论最多的民主、改革甚至革命,恰恰就是现实和思考中最为无力的部分——政治生活缺失的焦虑。类似的情形可以在北非革命的前夜看到,饱受中产阶级贫困化之苦的埃及中产阶级们,仿佛患上了阶级再生产障碍的白血病。在大部分社会财富被穆巴拉克家族和裙带集团掠取之后,社会福利几近于无,在乡村兄弟会成为唯一的公共福利提供者,而城市社会的中产阶级因此面临着威权主义统治下集体尊严殆尽和阶级再生产的双重困境。

此时此刻,我们当然无法言说焦虑的根源,焦虑是我们唯一确信的现实。

2012年1月24日,面临年底连任挑战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阐明治国理念,擘划可长可久的经济蓝图,为未来几个月选战的政纲定调。演说内容强调将推行税赋改革,让少数富裕菁英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奖励企业将工作机会留在国内,藉此因应日益扩大的贫富悬殊、促进经济公平和提升国家竞争力。他指出,美国富人与一般民众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国家对广大中产阶级经济安全的承诺备受威胁,越来越多家庭只能勉强糊口。他在近一小时的演说中不断凸显“公平”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公平机会,都做出公平贡献,都遵循同一套游戏规则。”演说倡议政府扶助生计困难民众,经由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来推动经济复苏。针对富人税负低于一般民众的不合理税制,奥巴马主张年所得超过百万美元者,税率不得低于三成,并应取消对富人不必要的减免扣除额,同时减轻中产阶级的税负,以巩固渐有起色的经济复苏,促使政府摆脱财政困境。

奥巴马的经济愿景以复兴美国价值体系、美国制造业、自主的能源产业以及劳工的职业技能作为四大支柱,期以建构永续经营的国家。鼓吹富人应多缴税的巴菲特曾批评,自己的税率居然比祕书低,可见税制严重不合理。奥巴马呼应指出“要求一位亿万富豪缴交的税率和他的祕书相同,大部分美国人会说这是基本常识。”

和中国大陆不同,美国政府就是如此消弭仇富、仇官、仇警、仇穷之“四仇”的。难怪,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人,无论贫富,包括哪些口头反美、骂汉奸最激烈的五毛党,只要有机会就往美国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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